1955年，社會學家高夫曼在華盛頓特區的聖伊麗莎白醫院曾進行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調查被醫院收容者的處境，以及這些「被收容者」主觀經驗到的世界。

高夫曼認為，任何團體都會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對其成員而言自有其意義及合理性，當你參與其中，自然也會認同並依循。所以他試圖成為這些病患的一份子，同時帶進社會學家的觀察態度和研究意識，他企圖從不同於傳統精神科醫師、或其他社會成員的外部觀察觀點，更忠實地描繪出醫療機構中的病患處境，批判當時醫療機構對於精神病患的所謂「醫療行為」，以及所謂全控機構的問題。他的研究在1961年出版，而逾半世紀後，我們得以見到中文譯本──《精神病院》。

什麼是全控機構？機構是如何參與、干涉我們建構人格的過程？機構又是如何有意識的在其控制目的下，塑造其機構內的情境？高夫曼在書中分篇論述，穿插他研究期間對日常細節的觀察及經驗描述，讓整書讀來並不艱澀，也並不帶有距離感。不過，或許這正是今日讀這本書的另一層意義。

於社會學角度而言，全控機構的討論勢必需要，且持續存在的。可是對於與社會學無關的我們呢？我們或許可以試著想想：即使在50年後，每一個個體，其人格形成的過程中，自我發展的成分有多少？我們與社會中其他個體的互動；我們被自己處境中、那一堵無形的高牆框圈起來的「全控機構」影響的成分有多大？所謂的『精神病院』，是什麼？

「我們身為一個人的感受，來自於自己被捲入更大的社會單位；我們的自我感來自於我們抗拒拉扯的各種微小途徑。」──高夫曼《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