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影像源源不絕、不斷衍生，處處叨絮的時代裡，
缺席的照片：關於那些沒拍下的瞬間
或許不只是一種缺席，
一框空白底片格，
或許更接近一種珍貴的沉默──
而在那沉默之中，或許反而更讓人貼近「攝影」的本質。
我們將邀請五位原本以影像為語言的攝影師，
在這裡以文字留下他們沒拍到／沒能拍下的照片，與那珍貴的沉默瞬間。
〔攝影師｜O2〕鐘聖雄 /
1979年生，彰化縣溪州鄉人。曾任莫拉克獨立新聞網、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特約記者，現在游手好閒。
曾以作品《南風》獲2012年卓越新聞獎系列攝影獎，作品《血淚都更》獲2011年城市人權新聞獎。作品《舟曲報告》亦入圍2011年卓越新聞獎國際報導獎。
有時，用「心」紀錄是更重要的事
初學攝影時正值樂生保留運動高峰，要說我大部分攝影技巧都是在街頭抗爭磨練出來，亦不為過。初學者總迷戀快門聲響，或因轉動對焦環時，各色人事物在對焦屏漸地清晰沉醉，所以我在那時期拍得很勤，相機幾乎沒離過身邊。
在當時，樂生療養院處於隨時會被拆除的狀態，所以即便不上街頭的時刻，我在院區也總抱著「不再相見」的心情，盡可能詳細拍下這座見證台灣漢生病隔離史的病院，期盼自己的照片「見證歷史」。是的，這四個字對攝影人來說，彷彿是種催情藥，在激勵精進攝影技巧的同時，也讓拿著相機的自我膨脹許多，過度放大自己的重要性，也捨不得任何可以放下相機的時刻。
私下拍攝樂生院民時，我以為自己克制得多，尚能掐住分寸，明白那些人與人情感交流的時刻，不該受到快門聲的干擾；或許我也有逾矩的時候，但我相信阿公阿嬤們對我相當寬容。與拍攝院民相對之下，更難拿捏的，其實是上街抗爭時，決定何時要拍攝伙伴，何時又該放下相機，與他們並肩站在一起。
2006年7月11日，樂生院民與聲援者們前往當時的台北縣政府陳情，要求政府承諾不強制驅離院民，卻遭到政府代表斷然拒絕。當天，有人朝縣政府丟了顆雞蛋，引發警察大動作暴力驅離；在我的印象裡，這是樂生抗爭中，第一次遇到真正的肢體暴力衝突，或許也是日後街頭衝突越演越烈的導火線之一。許多人在那次的驅離行動中受了傷，還有十多名聲援者、組織者被警察逮捕上警備車，準備送往警局拘留。最終，樂青有兩名成員一直被拘留到深夜才獲釋，同時還得面對被起訴的命運。
我在當年的樂生抗爭行動中，扮演的多是攝影的角色。只要你有一台看起來像樣，同時又架上機頂閃燈的單眼相機，很容易就被警察視為（職業）記者的身分，我因此免卻非常多皮肉傷，警察也不認為他們應該逮捕我。但，相信我，這一切並不好受。即便我可以將身體躲在觀景窗後，因著相機的掩護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全，但我的心情卻極度地難受。
透過觀景窗拍攝你所熟悉、關愛的人一個個被警察擒拿、拖行、扭打、逮捕，本身就已是非常痛苦的事，更無奈的是，相機彷彿劃下了一條無形的線，將我與伙伴們區分為不同的群體，切割了關係。於是，當他們聊起受創經驗時，我插不了嘴，因為他們並不認為我有和他們「共患難」的經歷。
更有甚者，有朋友會質疑我，為何當他被警察攻擊時，我卻只顧著按快門而不伸出援手，加入他的戰線和他一起抵抗。我聽著這些指責只覺得很無奈，因為我明白在那當下，我出手不只對事情沒有幫助，還會讓我們事後想指責國家暴力時變得困難重重，因為我們沒了控訴暴力的證據和素材。
當天下午，當多數的樂青重要成員遭逮捕拘留時，我和一些倖存的人正著手準備召開記者會，而我所拍攝的現場衝突照片，則成為控訴國家暴力的重要證據。當我拍攝的照片出現在記者會現場時，老實說我沒有一絲一毫的成就感，只覺得寂寞。
印象中只覺得那天超級累。身體還沒有從前一天籌備的疲累中回覆，第二天就開始忙著開記者會、忙著被警察推擠、忙著拍攝伙伴被拖上警備車、忙著躲在觀景窗後掉眼淚、忙著不被最親近的人諒解、忙著收拾殘局後又得重新準備召開記者會、忙著和許多有運動傷害的人溝通……就這樣，一直到了深夜，兩名被起訴、拘留的同伴終於要被釋放了。
我和幾名同伴拖著非常疲憊的身子，從台大附近的辦公室一路騎車到板橋地檢署，到現場等沒多久，終於在深夜昏黃的燈光下，等到兩名「久別」的伙伴走了出來。當時去地檢署接人的同伴中，有一位和被捕的同伴是戀人。兩名歷劫重逢的戀人，就這麼背著昏黃的燈光落淚、緊緊相擁，身邊的伙伴們一個個也只能像剪影一樣沉默感傷。
對於一名想要完整紀錄樂生保留運動的人來說，此刻的畫面戲劇性再好不過。拍攝暴力仍不足夠，一個完整的故事，應當記下暴力的後遺症與回復的過程才算數。坦白說，我那一刻仍閃過拍照的念頭，不只是因為畫面的完美，也因為那一刻在整個時間軸中的重要性。
回程尋找豬腳麵線攤的路上，我把自己那一刻所感受的焦慮，說給另一名同伴聽，因為我覺得他也是攝影愛好者，應該可以明白這樣的感受。當時他告訴我說：「我剛剛也在想那個畫面挺好的，但同時間我的另一個想法是，如果這時候阿雄把相機掏出來拍照的話，我一定要砸爛那台相機，然後把他的手給剁掉！」
在那之後過了幾年，我成了一名職業的新聞工作者。幾年間我走過天災人禍與不少傷心地，也看著一齣齣悲劇在眼前上演，一個個傷心欲絕的人在鏡頭前倒下。隨著作品累積越來越多，我無法按下快門的時刻其實也越來越多。我經常想起Don McCullin說，每天半夜有幽魂會從他底片櫃跑出來的事情，也經常懷疑Robert Capa、Larry Burrows、James Nachtwey這些傑出的戰地攝影師們，如何有辦法在那麼多痛苦的人面前舉起相機對焦。
樂生的事情，並非我第一次無法按下快門，甚至無法掏出相機的時刻，要說更心碎的時刻，太多了，但那個畫面與那個時刻太重要了，深深地揪在我的心上。那位伙伴的話讓我明白，即便身為一名記錄者，我也不是無時無刻都非得用相機記錄不可。攝影者沒那麼了不起，有些時候用心紀錄是更為重要的事情；而那關乎感受，關乎鏡頭兩端的關係。
隨著「缺席的照片」累積越來越多，我同時也留下更多「後悔的照片」。拍與不拍之間，大多數時候絕不是跟工作、跟新聞交代那麼簡單。如何跟自己交代、跟被攝者交代，才是身為一名攝影者終生的課題。
但這件事情，我相信不管怎麼討論都不會有結果，這本書裡所收錄的故事，包括我方才說的，對正在讀這些文字的你也未必會有多少意義。除非，有一天你能深刻瞭解，自己所拍攝的愛與悲傷，從來也不是別人的、更抽象的、更巨大的、更有意義的愛與悲傷，如同電影《一千次晚安》中，主角最後所領會的那樣。你的攝影作品，從來就是你自己的顯影結果。
Doug Dubois說得很真實。他寫道：「在我們的工作中，把相機放下其實跟舉起相機一樣困難。就算我試著保持道德與誠實來理解攝影究竟意味著什麼，一旦對比照片意味著的意義，我仍曾經有過、且持續可能繼續發生這種在『慎重』與『得體』上的偶然失誤。」
換言之，攝影是一門必須學會處理遺憾的工作。
延伸閱讀｜獻給故鄉，獻給邊陲之人──鐘聖雄、許震唐《南風》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