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昭旨）
晚安巴比倫
90年代的台灣酷兒太封閉，只能妄想第一世界國家，要離開台灣，才能夠參加相關的活動，做一些跟同志有關的事情。「當時很多人真的相信，要努力讀書、考上台大，去了歐洲或美國，才能夠追求我的同志生活，要站在卡斯楚街才得以完滿；但現在說這種話，可能就變得有點好笑。」紀大偉說，「台灣很快就趕上了，現在反而是，很多外國人都聽說台灣很開放，甚至傳言台灣同志婚姻已經合法。這不是說可以自我感覺良好，而是在2000年左右，台灣都市的同志生活已經比日本、美國方便，這是所謂後進國家的優勢。」日前，他出差去加拿大多倫多待了幾天，多倫多是知名的同志重鎮，但當地的同志社區規模，大概只有師大夜市的一半。「加拿大國土那麼大，只有那個地方有。這樣是餵不飽台灣人的。」台灣沒有特定的同志區，只是一些散落的地點，加上手機發達，處處都是可以占領的空間。
紀大偉坦言，他其實沒想過《晚安巴比倫》會重出，想著絕版就算了。出版社提議再版之後，讓他在校稿過程中多次為自己當年的「幼稚」而苦惱，一直在逃避出版。「很多小朋友看到但唐謨的書會問，他為什麼會看這麼多電影？這本書出來之後，也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看這麼多書？但有什麼好說的，當時就是這樣。當時的大學生有種焦慮，那些坊間流傳的盜版外文書，即使看不懂也要摸一摸，不然就覺得自己不夠用功。」他後來願意重新面對《晚安巴比倫》再版的原因，跟這些年來台灣的文風衰頹有關，「也想要給這年頭的學生看看：我當學生時的博雅訓練，和你們現在的博雅訓練相比，有什麼相同相異之處。」
這十幾年間台灣的進程，漸漸趨向成熟，社會風氣開放了，卻也養出溫馴乖順的一代。他在大學教書，驚覺現在的學生不敢舉手、不敢發言、依賴網路權威，對於學習的動力低落；直到三月學運爆發，許多出書前的疑慮，都成為微不足道的考量。「他們對於真理和知識的渴望給我打了強心針，我想許多其他老師也被學生們『充電』了。」
（攝影/陳昭旨）
「激發一個人的潛能，就要把他逼入絕境，才會有突破。如果都過得很安全，潛能不會被激發出來，也不會有念書、念同志文學的痛苦和快樂。」整個社會都過著小確幸的生活，不去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跟環境，不去理解自己擁有的自由，是站立在什麼樣的血淚跟基礎之上，直到遭遇困境，他們才回過頭來思考自己的處境。「去年護家盟11月30日的活動，我其實有點不一樣的心情。之前我在課堂上教《孽子》，學生還會翻白眼，覺得過去的悲情有什麼好講的；現在的小gay小拉都過很好，直到在11月30日被嚇到。有匱乏，才會有絕望，才能去體會當時邱妙津孤立無援的感覺。」他認為，學生們與其坐在教室發呆，不如出去談戀愛，談過戀愛才能夠讀懂文學，看懂一些《紅樓夢》裡的百轉千迴。
紀大偉說話是多線並行的，隨著他的思考進程，一路飛快地開啟新視窗。立足在堅實的學院高牆內，他時時向外窺看，甚至翻牆至另一個世界的風景。但並不固著，始終維持游移的彈性。「有些時候要唱反調，唱反調是很好的精神。」同志婚姻在這兩年是熱門話題，很多人都氣急敗壞，很多人找他站台。「有人認為，有些人要作為表率，表現中年同志可以過得很好、很忠貞，但為什麼要這樣？就是要搞怪啊，出來說冠冕堂皇的話，我會覺得很好笑。文學就是要有些骯臟齷齪的小東西，就像張愛玲不可能出來講女人要忠貞、要愛國一樣。」
不忘唱反調，不忘越過高牆，如果太過正式，太過確定，對紀大偉來說就不酷了。經過十來年，再度跟巴比倫說晚安，巴比倫在台灣，也不在台灣。《晚安巴比倫》是一個青年學者的閱聽筆記，也是上一輪太平盛世給這個世代的備忘錄。
〔紀大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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