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界人生】尋找歷史洪流中那些「被消失」的譯者們——賴慈芸《翻譯偵探事務所》

便利貼是師大翻譯研究所教授賴慈芸多年前留下的。無論是《魂歸離恨天》或《咆哮山莊》，其實都是艾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的小說《Wuthering Heights》，只是羅塞、梁實秋兩位譯者給了不同的譯法。而因梁實秋名氣大過羅塞，或者說，羅塞這個譯者的名字幾乎不曾出現過，於是1978年到1983年間，那些沒有標註譯者的《咆哮山莊》，也都在不明究理的情形下，被理解為梁的譯作。整座山莊在某些時期成了梁皮羅骨，像泡麵廣告一樣包裝與內容不符。

自1949年戒嚴時期以來，台灣出版界基於政治因素，舉凡出自中國譯者之手的譯作，諸如《魯賓遜漂流記》《茵夢湖》《茶花女》《湖濱散記》……譯者姓名無不張冠李戴、偷樑換柱。有捏造假名來掛是一回事，更多譯者直接被「本社編輯部」替之，甚或版權頁上連譯者欄都沒編列，彷彿這些外國作品在引入台灣時自動吃了翻譯吐司。

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這些「被不存在」的譯者，只要與中國有關，不論身分知名與否，幾乎人人受害。例如與梁實秋同為名家的林語堂，不僅名字掛不上自己的譯作，還被別人拿去用，甚至被收進故居裡的紀念圖書館裡，遭遇比梁實秋還荒謬。而像羅塞這樣心血被淹沒、篡改甚至掩蓋的譯者，更是所在多有。「不是一個兩個或十個二十個，是好幾百個。」這群一度不見天日的譯者，在化身「翻譯偵探」的賴慈芸奔走細究之下，終在數十年後的《翻譯偵探事務所》中，得以浮出水面、重返譯界行列。

賴慈芸習慣將追尋譯者的過程說是「查案」，查案的源頭，起自就讀輔大翻譯所時期。「當時疑惑為什麼只有中國翻譯史，沒有台灣翻譯史？」教授拋來一句：要不你們去寫吧。「結果發現，要寫台灣翻譯史，第一個碰上的就是嚴重的譯本抄襲問題。」這才知道，原來台灣翻譯史這個題目不是沒人要寫，而是之前的人都在這個關卡上鎩羽而歸。「抄襲，就是一筆爛帳在那裡。」除了曠日廢時，不確定能做出什麼成果，要發表成學術研究也不一定可行，很多人就放棄了。

唯賴慈芸選擇留在這堆爛帳裡。「為什麼想做？興趣吧。所有的翻譯書都有譯者，但為什麼我們這麼多『譯者不詳』，這不是很可笑嗎？」她提及有份論文統計了台灣戒嚴時期譯者譯作數量，譯者不詳的書竟占了四成。譯者們哪裡去了？出版社拿了書就印，也沒簽版權、付版稅，沒人管嗎？賴慈芸翻起一本民國55年10月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編印的《查禁圖書目錄》，「這是一切的源頭。」

警備總司令部於民國55年編印的《查禁圖書目錄》是禁書的源頭。

《簡愛》《綠野仙蹤》《格列佛遊記》《少年維特的煩惱》……全都在查禁之列，理由都是違反戒嚴法第二條第三款，屬「為共匪宣傳之圖畫文字」。目錄中多部經典文學譯本出自名家之手，然無論是傅雷、郭沫若、曹禺、李霽野……只要人與中國有一丁點關係，所譯的書一律查禁。

禁到最後，什麼書都沒得讀了。「1946到1949年間，台灣的書百分之九十來自中國。這些中文書在戒嚴時劃入匪書，全部禁掉；日本時代留下的日文書則被視為奴化語言，同樣不能再讀；當時的台灣人又才剛開始接受國語（北京話）教育，很多作者原本都用日文寫作，中文程度還跟小學生差不多，怎麼可能馬上會寫？」

既有的中文書、日文書不准讀，台灣作者的書又還無法產出。眼見閱讀發生斷層，政府就下了個掩耳盜鈴之策。

「政府做的是兩手政策。一方面頒布《戒嚴法》查禁書籍，有書禁到沒書；隨之內政部又頒一道法令：附匪陷匪者，若是民國38年以前的著作，查證無虞且有參考價值的，經改名或塗蓋出版，就可以放行。」

政府大開方便之門的結果，就是出版社拿到書、改個名或蓋了名，印好就賣，反正無論作者、譯者要嘛天高皇帝遠，要嘛查無此人，不需對誰負責。一時之間，歌德、狄更斯、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各國文學名家，不遠千里來到島嶼齊聚，縱使有些印刷品質不佳，或缺漏之事時常發生，然那的確成了出版與閱讀的某種盛世──只是譯者幾乎全消失了。準確點說，是「被」消失了。

「我覺得這批中國譯者是天底下最倒楣的一群人。」他們約莫生在20世紀初，年輕時意氣風發留學海外，49年面臨台灣中國二選一，卻怎麼選都是慘。「留在中國，文革期間幾乎無一倖免；來到台灣，少數幸運兒像梁實秋變成人人尊敬的大師，多數都被政府管得死死。」人在兩地失去生命或自由，譯作也落不到好下場。「他們的譯作在中國文革時一樣被毀；流到台灣，名字被塗改掉。等於人和書都沒有留住。」

在這個政府領頭的合法共犯結構裡，一群人口袋滿了，一群人學養開了，另一群人則不見了。「這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的事實。我們並不是要責怪誰，也不是要替誰討回什麼公道，因為那些該討公道的中國譯者們，幾乎都不在了。」

既然如此，費心苦追這段譯界的黑歷史，意義是什麼？「最重要的是讓讀者意識到：譯者也是人。」過去的合法偷盜，致使譯者長期受到忽略，翻譯專業不僅不被尊重，也得不到該有的社會地位。

更嚴重的遺害則發生在學界。「國家圖書館的書目錯誤非常嚴重，很多碩士論文也跟著錯。」例如，有一篇碩士論文以性別角度討論譯者的決定，其中列入一本掛著女譯者名的《傲慢與偏見》，事實上譯者是男的。「又或是圖書館系根據書目登記的資料做了很多量化統計，但都是在假資料上做無用的研究。」學界需求的基礎資料滿是謬誤，後面跟進者全都傻傻地做了白工。「要做出版史、翻譯史根本是處處地雷。台灣太不重視事實的查核了。」賴慈芸感嘆道。

「我還看過某位香港學者寫文抨擊梁實秋《咆哮山莊》譯得差，說他讀了梁在1978年和1983年的兩個譯本，認為前者比後者好──我心想：不是啊，不是啊，我有寫紙條啊，那不是梁實秋譯的啊。你去翻一下，就在香港中大圖書館啊。」賴慈芸不由得發出呼喊，「我真的好想潛入各大圖書館，把所有譯者的名字都補上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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