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歲的早上，約瑟夫・K 在自己租的房間被兩名差役逮捕。罪名不詳，差役隸屬機關不詳。在法庭上，法官搞錯了 K 的身分，K 提出抗議，法官卻置若罔聞。審訊不停地拖延，K 不斷地找人說項幫忙。但在31歲的清晨，K 遭到秘密地處死。以上情節來自卡夫卡未竟的小說《審判》，故事中，K 拚命掙扎，卻沒有方向，也徒勞無功。至死之前 K 猶不明白自己的罪，只能絕望地目睹眼前這部冰冷的、剛硬的巨大機械狠狠地從自己命運上碾壓過去。有人說，K 找不到自己的罪名，是由於 K 無法認識到，他的罪在於他的存在，意即，身為 K 這件事，有罪。
華特．麥可米利安（Walter McMillian）也許從未讀過這部作品，但他也許比誰都更能理解 K。
一個尋常早晨，白人社區視如己出的可愛女孩，容達（Ronda），被發現陳屍在門羅維爾一家洗衣店的地板上，引起社區嘩然（警方破案的龐大壓力）。此際，一位證人指出華特涉案的可能性，縱然有12名教友和華特的家人作證，女孩遇害時，華特與他們待在一起，縱然證人的證詞破綻百出，縱然整起案件缺乏直接證據（例如凶器），華特依然遭處死刑。比 K 幸運一點的是，在律師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三顧奔走之下，此事順利翻案，華特終獲釋放出獄。然而，在獄中的日子仍侵蝕了他對於生命的樂觀和掌握，他亦不知如何面對，那些別有深意的目光。華特晚年因失智而需要看護時，許多養護中心拒絕收容。華特陷入了像 K 一樣的困惑，為什麼？
為什麼理應周延縝密的司法系統，藏納了一連串的暴行和怠惰？為什麼日後證人出面承認過去對華特的指控實屬誣告，龐大的檢警系統和陪審團卻充耳不聞？又是為了什麼，華特的家人與朋友們為華特提出的不在場證明，在法庭上一再遭到漠視？為什麼整部龐大的刑事司法系統，執意要將一位市井小民往死裡推？
在容達一案上，華特確實是清白的，但華特沒有認識到，他的罪即他的存在。
華特是非裔美國人。曾與白人女性有染。兩個因素的疊加，將他推入險境。
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約翰．耶柔米．懷特（John Jerome White）身上。當檢察官要求，請指認出在1979年8月1日清晨，闖進她的公寓，對她施加暴力並且強暴她的男性時，那位上了年紀、臉上猶帶著驚恐的女性，她伸出指頭，指向懷特。懷特因此背負了28年的冤獄，直到一場遲來的鑑定，才排除了他涉案的可能性。懷特重獲自由時，當年指認他的女性早已死去，無法進一步認識到，自己伸出的一根手指頭，對於懷特造就了多麼嚴重且難以修復的創傷。
為什麼被害人的指認會有差錯？相同的困惑也縈繞在你我心中。跟華特．麥可米利安的案件有些微的差異的是，在懷特的身上，我們找不到警察、檢察官或法官的偏見或陰謀，他們均相信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最後卻不斷對無辜者窮追猛打，而間接放任兇手逍遙法外。
不完美的正義：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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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
華特的故事，是貫穿《不完美的正義：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救贖》一書的骨幹，作者布萊恩．史蒂文森即為華特的辯護律師；而在《不平等的審判》一書中，作者亞當．班福拉多（Adam Benforado）在描述人類的記憶是多麼不可靠時，則以懷特的經歷做為例證。
兩本書均以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為出發點，切入點或許不同，關心層面倒是一致：兩位作者均試圖探索，這部由國家壟斷的司法機器，在設計上有多少誤區與盲點？原初我們之所以設計這部機器，是為了追求正義，但我們可曾深思熟慮，「正義」這兩個字的實質內涵是什麼？我們是否樂見，在還原真相的過程中，對於旁生的暴行與偏見抱持寬容？
律師、《不完美的正義》作者布萊恩．史蒂文森
非裔美國人的身分，讓史蒂文森總是執意往下挖掘更幽暗的風景。他因此見識到，非裔美國人在進入司法體系時，所必須承受的種種打擊與污名。甚至史蒂文森本人的親身經驗（有一回他不過待在車內隨著心儀的音樂搖擺，隨即遭到白人警察上前詢問與盤查），也暴露出：在美國社會中，始終有一群人，一旦進入司法系統，就有高度被誤解和傷害的風險。他們既淨除不了外界強加的污名，而他們容易遭到定罪的事實，又反過來深化了他們所屬族群與污名之間的連結。
到最後，史蒂文森做出了深重又發人省思的結論：與正義對立的，是種族問題，也是貧窮。
而班福拉多，曾任職法官助理、律師，現職為卓克索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在實務以及學術之間穿梭吟遊，既明白法律做為學術在建構上所依循的體系和邏輯，卻也能輕易地指出這些高塔底下的地基，是多麼貧血且疏弱。班福拉多提出大量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實證研究，警惕我們：若法庭這地方是探究人的行為的場域，那所有法庭行為的參與者，就不應容許，自己在人類心理與精神的內涵表現得一無所知。遺憾的是，實務上確實是這樣運作的。正因為我們對於人，對於自己，對於可能形成偏見的因素，可能暗示和操縱我們心智的信號，是如此疏於防備，懶於迴避，於是我們立意良善，於是我們打擊犯罪，於是我們自詡為好人，卻也偏頗、犯錯、在竭力恢復公義的同時也危及了社會中最弱勢的那群人。
法律學者、《不平等的審判》作者亞當‧班福拉多
班福拉多亦提出警示，案件愈是駭人聽聞，我們就愈難壓抑上湧的血氣以及橫衝直撞的正義觀。正因為我們瘋狂地想要恢復受到毀損的秩序，於是我們放棄對真相抱持尖銳的質疑與覺察，轉而讓壓力與激情擊潰了最後的理智線。冤案中一連串的荒腔走板，往往不是來自檢警或法官的惡意，而是出自一心想伸張正義的好人們。
兩本書中，我們都能尖銳地感受到，目睹一個場景的發生時，將隨著你所站立的位置，角度，你的種族，你過往的人生經驗，而建構出不同的觀點。但我們同時又深信那就是真相。問題是，真相往往不只有一個，身歷其境者，也只能代言某部分的真相，而當真相與真相之間彼此抵制時，別無他法，唯有靠得更近一些，再近一些。像是史蒂文森在書中揭示的故事，他的祖母喜愛用力擁抱他，直到讓他感受到這份擁抱的力道，若史蒂文森感受不到，祖母就抱得更緊。這件往事給史蒂文森的啟發是，如果你無法感受一件事，那就站得更近一點，直到你能確切感受。
到最後，我們將讚嘆於，人的本身竟得以如此複雜且多義，每個日常的行止背後均蘊藏複雜的成因，看似清晰明瞭的案件背後，卻也有個人與結構之間的抵死糾纏。傑出的公民？是噬人的怪物？在裁奪之前，別無他法，你必須再更靠近一些，直至你能確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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