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歷史出發，但不只是「歷史小說」──專訪《蕉葉與樹的約定》作者Nakao Eki Pacidal-\ 本月大人物 /-OKAPI閱讀生活誌

▌小說靈感因電影「錯誤宣傳」而生

《蕉葉與樹的約定》以日治時期為背景，描述兩位原先在花蓮港當苦力的原住民青年蕉葉與樹，因為棒球離鄉背井，前往日本拚鬥的故事。小說寫原住民複雜的身分困境，以及當時日本政府殖民花蓮的相關背景。書腰文案寫，這是一本以「能高野球團」為靈感起點的小說。

說到日治時期的臺灣棒球故事，或許很多人會想到曾在1931年代表臺灣名額，征戰甲子園並拿下亞軍的「嘉義農林」。由於嘉農的故事被改編為電影《KANO》，並斬獲亮眼的票房和口碑，連帶提升了這段臺灣棒球史的知名度。然而，《KANO》電影的一個宣傳瑕疵，意外成了 Nakao Eki Pacidal 創作《蕉葉與樹的約定》的契機。

當時聲稱嘉義農林是「臺灣第一支本土棒球隊」，實情卻不盡如此。因為早在嘉農以前的1920年代，花蓮港就已經出現了阿美族青年組成的棒球隊「能高團」。這支球隊曾經在臺灣島內與日本進行巡迴比賽，打出不俗的成績，陣中好手後來被挖角到京都的平安中學，並在當時的全國中學大會（現全國高校大會，俗稱甲子園大賽）創下佳績，還有球員持續在東京六大學、日本職棒等舞台活躍。

對 Nakao 而言，能高團是從小就耳聞的棒球傳奇，自身家族也和團員家族有一定的認知，因此對《KANO》忽視能高團的宣傳頗為不解，她的弟弟還因此與導演馬志翔有過爭辯，甚至大打出手。不過也因為《KANO》的成功，多少刺激了 Nakao 想以能高團為題材創作的想法。身為歷史學者的 Nakao 知道，若單以歷史視角切入，難以呈現那些無法用理論概括的情感，且族人本來就有口述傳遞故事的傳統，因此，她決定用小說讓這段故事被看見。

花蓮港農業學校能高團（高砂野球隊）隊員合照，1920 年代。（圖片來源／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CC BY 4.0）

▌講求說服力，不侷限歷史框架

對於棒球，Nakao並不陌生，但她並不是一位典型的棒球迷。比起球場上的比分、勝負等等，她更喜歡觀察選手的一些細微動作，例如有一次，大谷翔平接受媒體採訪後起身，看到身後椅子有點歪掉了，便順手把它調整到對齊為止。這個不起眼的小動作，讓 Nakao 看到了頂尖運動員的堅持，就連一點點小瑕疵也無法容忍。這樣的態度，影響著 Nakao。

雖然創作契機來自能高團，故事背景也設定在百年前的日治時期，但 Nakao 不認為自己在創作「歷史小說」（但她並不反對讀者這麼認為），她說自己只是以這些角色為出發點，一切情節都是虛構。「我自己是做歷史研究的，歷史有很強的殖民性。所以我刻意不讓情節拘泥於能高團的史實發展，甚至避免直接去寫能高團。」於是，蕉葉和樹兩位主角的際遇雖然和能高團略有雷同，但後續發展和現實相去甚遠。

那麼，這樣的虛構有什麼用意呢？如同《蕉葉與樹的約定》書介所述，1920 年代，蕉葉與樹曾許下「無論如何都要一起回家」的約定，然而一人在京都不幸病逝，一人在太平洋戰爭中犧牲。小說從2020年開場，留學京都的棒球員其朗，答應帶身分不明的鬼魂回花蓮，但鬼魂最後卻又打算回到京都。

Nakao 解釋，在那個年代，阿美族男性必須負責管理部落的公共事務，在他們的認知裡，「承諾」非常重要，「在這個文化背景下，他們應該沒有想過可以打破自己做的承諾。」因此到了故事結尾，「一起回家」的承諾看似難以實現，角色仍會盡可能達成。這也是《蕉葉與樹的約定》出版之後，Nakao被許多讀者詢問相關情節，才發現外界不一定瞭解這樣的背景，至於後續是否如願，她則給了開放式結局供讀者想像。

談到在日本商人梅野清太家中幫傭的「莎莎」，Nakao 雖然沒有特定的指涉原型，但寫這個角色時她想到自己的姑姑。「我這位姑姑身世坎坷，活到將近九十歲，是家中的族長，主要語言是阿美語和日語，中文講得並不好。」Nakao 在離開臺灣到荷蘭之前，花了不少時間與姑姑相處，「與其說姑姑做過什麼具體的事，不如說是姑姑的表情反應那些，讓我印象非常深刻。」而這位姑姑的哥哥種苦瓜，則成了故事中的「苦瓜阿公」。

至於角色的名字，Nakao 解釋，部落裡有著「名字會和某些人、某些特質相互呼應」的文化，她自己的哥哥就取了一個獵人的名字，雖然哥哥沒有在打獵，但平常會做一些生意，意義上跟打獵有些雷同。「在故事裡，我覺得要喚醒一百年前的鬼魂，能夠唸出石頭上的字還不夠，還需要彼此之間更多的連結。」於是她讓故事出現無論是現代還是日治時期，都有一位叫做 Kilang（阿美語的「樹」）的青年，激發出情節上的連鎖。

▌「殖民」是一種生活狀態

Nakao 的創作並不侷限於史實框架，更重視角色與情節的說服力。寫到1920年代擔任花蓮港街長的梅野清太這位真實人物時，雖然他是一位性格很好的日本人，但在殖民架構之下，他還是可能站在掠奪者那一方。「有些日本人確實會同情身邊原住民的處境，但面對原住民遭屠戮時卻完全無動於衷，這都是人性。」她說，「你可以同情在你家照顧你起居的生蕃女傭，但同時也能用很殘忍的方式處決凶犯，這沒有衝突。」說到這裡，Nakao 補充，「如果有機會找到梅野家族的後代，我會為自己在小說裡虛構了梅野的負面情節向他們致歉。」

Nakao 說，「殖民不是單純的政治、制度或法律，它就是一種生活狀態，所以你逃脫不了。」很多人對原住民的印象是擅長運動、很會唱歌，這其實是因為族群中有大量的人投入其中，有太多人希望能靠運動或演藝來翻轉經濟地位。Nakao提到，退休後的職棒球員周思齊讀了《蕉葉與樹的約定》後跟她說，希望帶她回部落去跟孩子聊聊，「在我的故鄉太巴塱、馬太鞍那邊，從小打棒球、希望靠打球出人頭地，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因為我是讀書、不打球的嘛，周思齊希望能讓孩子看到其他路徑的可能。」

「我唸書是希望能夠表現得好，當別人對我歧視，我能反擊。從以前到現在，小說裡的人所受到的歧視，我寫到的都是很輕微的。」Nakao說，「我爸爸以前讀花蓮高中時，受歧視的情況嚴重到他帶著腰刀去上學。所幸他成績好，學校教官也通情達理，反而警告那些漢人同學不要太過分。」Nakao記得小學三年級從花蓮轉學來台北，立刻感受到老師帶頭歧視，導致班上同學也有類似態度，好比打掃教室時負責搬椅子的同學刻意忽略她，所有人的椅子都被搬回地上，獨留她的在桌上。「他們可能想看我生氣或哭吧，但我就是沒有任何反應，天天自己把椅子搬下來。」小說裡，蕉葉在書店遭到其他球隊的選手問：「你是那個番人野球隊的投手？」蕉葉的思緒先是陷入空無，之後突然能推開一切，專注在眼前。Nakao說，「蕉葉的反應，有一部分也是我的反應吧。」

▌十年積累，此刻是寫作的最佳時機

十年前，Nakao 到荷蘭從事歷史研究，除了得在深奧的學術理論間穿梭，還必須與文化背景跟原住民經驗大相逕庭的歐洲學者溝通，長期的壓力讓她身心俱疲，一度瘦到只有四十公斤。當時她的狀態就像被困在隧道裡，看不到出口，整個人都很混亂。Nakao 說，「不寫論文後，我的很多想法才能夠安頓下來。1920年代的原住民面對的是高壓、充滿衝突的環境，要寫那樣的情境，反而要用一種溫和的方式處理。我想，是因為我現在已經處在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才寫得出這個故事。」

Nakao 說現在自己雖然住在荷蘭，卻過著阿美族人的生活，滿地找野生植物吃。訪談最後，問 Nakao 哪裡喝得到小說中出現的「犬鬼燈（龍葵）湯」？她解釋，「這是一道味道偏苦的料理，但龍葵有毒性，外面店家並不會賣。反而有人賣『志學』（Gihak，記哈客）的果實。」談到家鄉的味道，Nakao 說在荷蘭身體不適時特別想念藤心（黃藤）湯，可惜荷蘭沒有這項食材，即便它的味道非常苦澀，她仍不停想著「只要喝了就能好起來」。或許對她來說，那種苦澀卻令人安心的味道，就是一種「家」的感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