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自承，他本來就想寫一本關於現當代女性的小說，考量過三個人選：林昭、張志新、孫維世。這是《莫斯科回來的女人》的來歷。
也就是說，哈金很早就決定以真人為主角，這對小說創作者來說是很大的綁手綁腳。他之前亦寫過一本小說以真人為主角，也就是《南京安魂曲》。那次，他想必已充分領教過想像力受盡束縛的滋味，為什麼又要再來一次？
以真人真事為材料，就是強逼讀者不管讀到何等反胃噁心的內容，也無法告訴自己說這是虛構，來獲得解脫。這樣，《南京安魂曲》必須貼近《魏特琳日記》的理由就很好理解：多年來一直有日本人以為南京大屠殺不是真的。但文革卻是另一回事，中共早就不否認有眾多藝術家冤死。所以，這本何必要從真實取材？
答案可能就在林昭、張志新、孫維世三人的共通點上面。三人都曾一腔熱血加入中國共產黨。哈金不管選哪一個，寫出來都是革命吞噬自己女兒的故事。三人慘死前，也都遭受過漫長的凌辱折磨。
南京安魂曲(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得主哈金經典長篇小說新版)
魏特琳日記
選了孫維世，創作上的限制又會特別多。孫維世悲劇的關係人都是名人，從林彪、葉群到毛澤東、江青，還有周恩來、鄧穎超，都已出現在太多回憶錄、傳記之中。一旦成為小說角色，言行當然可以由小說家去虛構，其性格刻畫卻不允許偏離史傳。
書名「莫斯科回來的女人」在書中只出現在第七十九章，意思是國家允許這女人被輪姦。其實，林昭和張志新也都曾遭受國家暴力的性凌辱，哈金選了孫維世，是因為只有她曾被毛澤東性侵嗎？
此事在司馬璐回憶錄是一筆帶過，其前因後果只能靠哈金想像。哈金寫性侵，重點從來不是暴行本身如何令人髮指，而在於後續的層層反諷。小說中，孫維世在受辱多年後必須去向毛澤東求情，已夠諷刺，在第七十六章竟然還要被叮嚀：「就說你現在必須把主席當作我們的大救星一樣來尊敬和崇拜」，更是諷刺出新高度。
哈金倒沒說選擇孫維世是因為毛澤東。他給的理由，是只有孫維世是藝術家。的確，藝術在《莫斯科回來的女人》中無比重要。見證者說孫維世遺體有一根鐵釘插入頭，一般人可能只想到中國公案文學常出現的勘釘情節，例如《太平廣記》中的〈嚴遵〉與〈韓滉〉兩則。哈金卻找出契訶夫名劇《三姊妹》中的臺詞：「就像釘進腦袋的一根釘子」，並把它變成孫維世的口頭禪。
藝術在書中發揮功能倒不僅止於一兩句台詞。孫維世獻身的藝術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這門藝術主張表演必須發自內心，不可靠模仿。因此哈金以大片筆墨敘述孫維世研讀劇本，都是在寫她又內化了什麼情感，並預示她的後來抉擇。
明顯例子在第六十章，她導《黑奴恨》，主角對奴隸主說：「沒錯，我的身體賣給了你，但我的靈魂屬於我自己。」講完這番話就被活活燒死。這一段不就預示孫維世不久將來也將寧死不屈，反抗到底？
更重要是哈金在小說中讓藝術與革命二者彼此對照。第三十章就有角色脫口而出：「藝術家和革命者是同一類人，都願意冒險，甚至生命危險。」
想一想，二者近似何止這一點？革命是為了改造社會，當然必須改變人心。而藝術帶來心靈震撼，不也可以改變人心？我們在小說中讀到兩條平行線：一條線的人心是被藝術改變，另一條線是被革命改變。孫維世與丈夫金山都是被藝術改變的人，他們成為更好的人。江青與周恩來夫婦則是被革命改變的人，他們成為更壞的人。
小說開頭，江青頂多不相信男人的愛情，渴望有安全感。周恩來夫婦則是慈眉善目。怎知前者到後來竟心狠手辣，後者雖然不至於心狠手辣，也為了自保而成為幫兇，事後還有一番說詞為自己開脫。
1940年代末期，孫維世（中）和周恩來夫婦合影。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早年戰友。（圖 / wiki）
既然藝術與革命是兩條平行線，讀者透過小說就可以思考了：藝術如何把人心變好？革命又是如何把人心變壞？
孫維世導戲，最重視情感真實。革命卻只在乎什麼情感可以拿來利用。黨可以幫幹部安排婚姻。婚姻出問題，黨就把妻子送去莫斯科。留在延安的男性幹部有了新歡，莫斯科那邊的元配如果不服，就送精神病院。
書中有個出現不止一次的意象：年輕女人只因反抗非禮，就被扔下船，溺斃。這意象是取材自林利《往事瑣記》，卻在小說中成了賀子珍以降眾多革命女性的命運象徵。革命成了那個縱欲的醉漢。林彪求婚，只消說：「我會告訴黨我需要你，這樣我可以更好地為黨和紅軍工作。」彷彿孫維世的自主意願完全不重要。
而江青、葉群之所以對孫維世如此殘酷，說穿了只是不想被扔下船而已。
林昭留下作品有控訴極權體制，張志新死前有喊：「打倒毛澤東」，史傳紀錄卻看不出孫維世有萌生過任何反共念頭。我們不知這是不是哈金選上她的原因之一，但這一點的確大大影響小說的走向。到頭來，哈金刻畫的不只是一個不見容於革命的藝術家，也是一個被革命折磨至死仍不曾質疑革命的藝術家。她頂多認為黨組織出了壞人而已。
這是小說中的一條草蛇灰線：一而再再而三，孫維世在應該質疑革命的時候，把眼睛別開了。第五章，孫維世發現共產國際可以隨意拆散一對恩愛夫妻，心裡問：「一開始為什麼要結婚呢？」卻不是問：「一開始為什麼要參加革命？」第七十五章，死到臨頭了，她還在慶幸女兒對藝術也不感興趣，彷彿千錯萬錯是自己不該投身藝術，而不是不該信仰革命。
為什麼不去質疑革命？哈金對契訶夫名劇的引用，相當有助於讀者思索這個問題。
書中有一段，完全沒提到契訶夫，精神卻十足是契訶夫。第七十一章，林利說：「唉，我們夢想中的美好生活怎麼變成了這樣？」這一句根本是《三姐妹》與《凡尼亞舅舅》劇中角色應該講，卻都沒講出來的臺詞。
兩劇主題都是夢想破滅，差別是《三姐妹》的夢想是一點一滴漸漸破滅，《凡尼亞舅舅》則是多年來都以為美夢成真，一剎那卻驚覺自以為的美好只是誤會一場，人生要重來已經太晚。孫維世的悲劇不也有個一點一滴漸漸的過程？她對新中國的美好幻想不也是誤會一場？
一則革命吞噬自己女兒的故事，加入契訶夫兩大名劇的襯映，因此多出不少層次，也更讓讀者低迴不已。
莫斯科回來的女人(首刷限量版作者親簽、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得主哈金最新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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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2014年金鼎獎雜誌專欄類、2018年九歌年度散文獎得主。
著有《愛還是錯愛》(親子天下，2015年)、《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印刻，2016年)、《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天下雜誌，2018年)。譯有珍．奧斯汀《理性與感性》(印刻，2017年)。編有《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印刻，2022年)。
2002年創辦雅言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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