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有一門必修課叫作「當代人類處境」，課如其名，沒有固定的樣態，在我接手教授之前，已逐漸長出「演講課」的定位，各週邀請不同學者暢談最新的人類學研究議題。我開始授課之後，設計成依據博士生的研究興趣，找尋相對應、高評價、最好獲得過書獎的當代民族誌一本本閱讀討論，我自己也能由此接觸到本來沒有機會認識的人類學家與優秀作品。
這次教課的時候，我幫一位已在菲律賓馬尼拉貧民窟出入過的博士生配對上一本關於巴西曾經最大的垃圾掩埋場「格拉馬喬花園」（Jardim Gramacho）的民族誌《棄品重生：里約垃圾場的生命與勞動》（Reclaiming the Discarded: Life and Labor on Rio's Garbage Dump）。這本書曾獲得2020年美國經濟人類學學會書獎，在課程最後也得到大部分同學的青睞，將其評選為一學期以來的民族誌書單中最喜愛的一本，而我也深有同感。
棄品重生：里約垃圾場的生命與勞動
第二種則是翻轉與創造，著重在黑暗深淵之中找尋幽幽不滅的微光，揭示危殆生活中的生存、照護、愛慾、道義等多重關係，甚至希望與夢想等對於未來的想望。此手法大致符合一種「良善人類學」的提醒，期盼人類學能超越受苦主體的描繪，重新找回過往經典民族誌中對於一地、一群體之文化價值與行動的好奇。
《棄品重生》則找到了第三條路，我們姑且稱之為「生命」好了，看似籠統，實則深刻。米勒觀察到，儘管垃圾撿拾者在垃圾場的生活中傷痕累累甚至危及性命，也亟欲尋求正當體面的工作、脫離汙穢在主流社會中立足。然而她發現，許多離開的人終究會回來，包括她自己。「為什麼會復返垃圾生活」成為這部民族誌的核心探問。原因不在於此間有不為外人所知的「文化價值」吸引著他們，也並非形塑垃圾掩埋場的「社會不義」不夠強大，而是這已成為一種他們總是能理解但又哭笑不得的「生命形式」，包含了一切醜惡與良善的事物、破壞與創造的力量。
我們曾經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但自從殖民者到來後，我們卻成了他們所唾棄的族群。
文化的困境：20世紀的民族誌、文學與藝術
街頭隱形人：人類學家臥底紐約清潔隊的田野故事(新版)
敞墳之地：移民路上的生與死
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
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族、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
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
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
或許除了姻聯
攙和著若干印地安人血統
會讓一位女孩如此孤獨遭到拋棄
如此受到疾病或陷入危險
接著她將被某個機構所拯救—
由國家所扶養並且
十五歲時前往郊區
在某個繁忙的房子裡工作
若不說書名而要讀者猜是哪一本左岸文化的人類學出版品，很有可能會說是關於加拿大因紐特人在殖民處境中自殺與其他醫療問題的《生命之側》。然而，同樣的邊緣主體關懷，克里弗德在80年代末想表達的卻是那首詩的開頭，「純粹的美國產物已然瘋狂」，也就是過往民族誌書寫熟悉的對象（他者、原住民、文化……）早已捲入現代性計畫中而無純粹的原真性，那麼古典人類學研究的初衷：搶救、保存、分類、全貌觀等等，該如何自處？這就是所謂「文化的困境」。
在《文化的困境》中，克里弗德的解決之道在將民族誌（或民族誌物件的收藏）視為某種特殊文類的文學性，並打破人類學家書寫的權威，認可其中多聲共構、拼貼、錯置的基調。往後透過《人類學反思三部曲》，他將從移動、旅行、接觸區、成為等概念繼續思索。克里弗德的這套策略同時也面對了耽溺於文學修辭與再現的批評，某種程度而言，關注「社會不義」的「暗黑人類學」與重返「文化價值」的「良善人類學」都是對此的回應。然而，若從上述引言重新讀起來，克里弗德與近來民族誌「生命轉向」的關懷其實是一致的。沒有錯，是殖民讓原住民失去土地、流落成為白人家庭中的幫傭，重新找回他們的文化創意與尊嚴也是富有意義的行動，但到頭來這就是他們此刻、屬於自己的「生命形式」，如此而已。
人類學反思三部曲：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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