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戰爭的故事，最終都是回家的故事──湯米・溫格爾繪本《我是泰迪熊奧圖》-一起看圖文-好書指南-OKAPI閱讀生活誌

《我是泰迪熊奧圖》以猶太小男孩大衛（圖右）的生日禮物泰迪熊「奧圖」的視角展開故事。

無論孩子或成人，成長路上，多少都有與喜愛的人事物分離的經驗。

湯米・溫格爾（Tomi Ungerer, 1931-2019）的經典繪本《我是泰迪熊奧圖》（Otto）裡有兩位男孩，名叫大衛和奧斯卡，他們是非常要好的兒時玩伴、永遠的朋友，兩人卻在戰火下被迫分離。

身為猶太人的大衛和身為德國人的奧斯卡，他們擁有共同的玩伴──「奧圖」。「奧圖」既是泰迪熊也是大衛和奧斯卡的好朋友，他們三個大部分的時間都聚在一起，互相開玩笑、分享故事和玩遊戲，他們偶爾也會調皮的惡作劇，就跟多數的孩子一樣。

原本無生命、不會說話的「奧圖」娃娃，在湯米・溫格爾筆下慢慢有了生命和記憶。他以孩子可理解的對象「泰迪熊娃娃」為故事主角，帶孩子思考「戰爭與兒童」的關係。回憶過往，湯米和他的家人曾在地下室生活長達三個月，泰迪熊是他小時候躲避空襲必須打包的東西之一，他隨時做好準備將泰迪熊放進背包裡。

繪本主角「奧圖」的外型正好來自湯米・溫格爾在加拿大古董店找到的二手娃娃，雖然早已不是陪伴年幼湯米的那個娃娃，卻因為娃娃的表情看起來淒涼、符合故事氛圍，促使湯米・溫格爾將它帶回家。

湯米・溫格爾收藏的泰迪熊娃娃。

如何用「娃娃」來說故事？湯米・溫格爾為何要這樣說故事呢？在人的世界裡，娃娃的身體總是被動的、任人處置的，娃娃也是最沒有權利、最弱勢的個體，很貼近孩子的處境。「我被展示在古董店的櫥窗裡，看起來很古老。」「我被人一針一線縫製成，這是我最初的記憶……」《我是泰迪熊奧圖》以「娃娃」第一人稱視角「我」來說故事，透過虛實交錯的半自傳手法，讓原本沒有生命的娃娃看見世界、學習打字說話、見證歷史，主動向讀者述說個人的生命經歷。

湯米・溫格爾透過「奧圖」娓娓道來戰火中的故事。距今不到一百年前，二戰爆發，人們生活在備受威脅的恐懼中，時時刻刻被動盪不安的局勢圍繞。人們被迫與親愛的家人和好友分離，與快樂和遊戲的日子分離，戰爭當下，恐懼很靠近，死亡很靠近，悲傷也很靠近，人沒有辦法好好生活。

奧圖打翻墨水瓶，在自己臉上留下紫色墨漬。（圖／《我是泰迪熊奧圖》內頁）

戰爭來了，大衛（身上別著黃星星）和好朋友奧斯卡（圖左）被迫分離。（圖／《我是泰迪熊奧圖》）

湯米．溫格爾在法國的一篇報導裡提到：「一隻泰迪熊，可與兒童談論戰爭。」對他來說，泰迪熊是童年的象徵，但童年也不能倖免於世界的恐怖。透過「能對兒童說話」的泰迪熊奧圖，我們可與兒童談論世界上的衝突、暴力、偏見和歧視，《我是泰迪熊奧圖》證明了：「戰爭是個可與兒童進行討論，卻不會傷害他們的話題。」身經百戰的湯米・溫格爾如是說。

湯米・溫格爾：「戰爭是個可與兒童討論，卻不會傷害他們的話題。」

繪本裡，角色的命名有許多巧思或聯想：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對歐洲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希特勒稱「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近600萬名猶太人遭屠殺（包含近150萬名兒童）。《安妮日記》作者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1929-1945）是「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最廣為人知的犧牲者，1942至1944年間，她躲藏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運河畔一棟建築物的密室並寫下日記，展現早慧的文學才華，15歲少女的日記更是珍貴的時代見證。而安妮的父親名叫「奧圖．法蘭克」（Otto Frank，1889-1980），是密室家族成員中唯一的倖存者。沒有「奧圖．法蘭克」，《安妮日記》不會出版，也不會有「安妮．法蘭克之家」（Anne Frank House）讓世界各地的民眾前往憑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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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版名人傳在日記中祈求和平的少女─安妮.法蘭克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蘭克之家」。（圖／wiki）

《我是泰迪熊奧圖》故事前半部的施密特老太太，在湯米・溫格爾的童年中確有其人。法國在納粹統治下，湯米在學校得說德文，禁止說法文。某日，鄰居施密特太太聽見湯米和媽媽在家說法文，便向祕密警察「蓋世太保」告密。見德軍時，湯米的母親靈機一動、自信的說：「如果我們不說法文，將來德軍勝利了，沒有會說法文的人，如何管理法國人。」母親的機智化解了兩人的厄運和生命危機。繪本裡，大衛和奧斯卡將奧圖打扮成鬼魂，以惡作劇的方式垂降到施密特老太太窗前，甩來甩去嚇唬她，鬼魂同時象徵了告密者終生擺脫不掉的內在恐懼。

大衛和奧斯卡將奧圖打扮成鬼魂，垂降到施密特太太窗前嚇她。（圖／《我是泰迪熊奧圖》）

透過幽默中性的寫作手法，湯米・溫格爾不僅直指戰爭的殘酷，也揭露了「偏見人人有，人必須意識到自身的偏見，並且修正偏見」。當大衛的外套上出現了黃色星星，奧斯卡反而請媽媽幫他做個一模一樣的。「黃星星」是納粹統治期間，歐洲猶太人被迫戴上的識別標記，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 è bella）裡，父親胸口就有一顆，那是猶太人和狗禁止進入、人身自由受限的極權統治與種族偏見。然而，無論是奧圖打翻墨水瓶，在自己臉上留下永遠洗不掉的紫色墨漬，或是大衛身上的黃星，孩子都沒有因此拋棄娃娃，沒有因此拋棄朋友。在孩子眼裡，偏見和刻板印象是不存在的，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美麗人生》裡，父親衣物上有猶太人被迫戴上的黃星星。（圖／《美麗人生》劇照）

1999年，69歲的湯米．溫格爾回顧自身經歷後寫下這則故事，「我為自己訂下目標，寫一本關於戰爭和猶太人遭受迫害的兒童讀物。我所有的書都是建立在反對偏見的基礎上。我認為，孩子愈早知道戰爭真相愈好，倘若無法跟孩子分享類似這樣的故事，我們又該如何對戰爭保有清醒的意識。有時候，愈糟糕的處境能學到愈多。在法國，學校用這本書作為戰爭的教材。」《我是泰迪熊奧圖》雖然是關於二戰帶來的創傷，但就像奧圖身上的裂痕不斷的被人縫補起來，閱讀的時候也能幫助我們抵抗遺忘、修正偏見，幫助我們理解他人的生命，理解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憾事，未來不再重蹈覆轍。畢竟，和平對任何人來說都同等重要。而每個戰爭的故事，最終都是回家的故事。

2019年，89歲的湯米．溫格爾離開人世，紀錄片中那位童心未泯、遙遠永遠不夠遠的頑童湯米認為：「最好的方式，還是將故事讀給孩子們聽，為他們讀遠超過他們年齡的書，讓他們對世界充滿好奇。」《我是泰迪熊奧圖》一則關於「包容多元」而非「排除異己」的好故事，湯米・溫格爾透過「娃娃」的口吻來述說兩個孩子之間不變的友誼，印證了故事和畫筆的力量，遠比砲火還要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