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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從黑暗的底蘊向上生長,徐嘉澤抵達《下一個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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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澤-1
(攝影/陳昭旨)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
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
真實姓名和身分證號碼
年齡(窗外在下雨,點滴芭蕉葉
和圍牆上的碎玻璃),籍貫,職業
(院子裡堆積許多枯樹枝
一隻黑鳥在撲翅)。
── 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下一個天亮
下一個天亮
有人被問到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有人站出來回答,有人選擇永遠的沉默,歷史是一條漫長的河流,即使難以追溯源頭,時間終會沖刷出答案。以台灣七十年來的歷史事件精粹,追求人權的長路即使黑暗,總會走到一個光明的所在,徐嘉澤新作《下一個天亮》,以11個短篇、三種不同世代的價值觀,敘述各時代對於美好社會的想像,曾經遙不可及的自由,而今被視作理所當然,每個世代皆有各自面臨的困境,新的困境也會有對應的突破,理解過去,才能夠抵達未來。

徐嘉澤的原始計劃是寫短篇小說,書寫過程中覺得只寫一篇有些可惜,於是重新爬梳歷史事件,決定用同一個家族的人物,把整個故事串連起來,「最困難的是歷史的重現,因為我不在現場。」徐嘉澤說,即使是歷史課本上讀過、在各種媒體上看過的,比如二二八事件,那些早期的東西還是離現代人太遙遠,必須回頭看更多資料才有辦法延續,「我寫的時候很怕寫錯,也擔心別人誤解中間的過程,看很多資料、互相佐證,也有朋友幫忙抓Bug。」即使小說根植於黑暗,他還是努力尋求光明的可能,也許好的事情來得沒那麼快,但總是會有那麼一天的,他笑說,「人生苦多於樂,如果閱讀小說又是悲情的東西,那就太悲慘了,我會偏向好的結局,盡量補足缺憾,因為我是樂觀的人啊。」

才說完自己樂觀,他隨即補充,要寫這樣的一個故事,必須維持在低潮中寫作,「太開朗沒辦法寫,因為寫作的過程是對角色的投射,情緒會比較差。我會盡量讓自己沉溺在情緒裡,想辦法進入寫作狀態,中途不做太快樂的事。」在此同時,處在寫作狀態中,他是非常專注的,幾乎把所有的時間拿來專心寫,可能歷時一兩個月甚至更長,只專心做這件事,「因為寫完之後就可以飲酒作樂,把那些沖刷掉,之後就到處去玩、去取材。」

徐嘉澤-2
(攝影/陳昭旨)

社會有很多問題讓人不快樂,徐嘉澤每個時期關心的都不一樣。「我自己最關心的當然是同志議題,後來有反核四、美牛事件,而最近注意的是華隆事件和香港的反國教……」他認為,這些社會事件並非事不關己,「如果你一直不關心,這些東西有一天會落到你身上。不過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不要做太勉強自己的。」可以到場聲援,如果有距離因素,也可以藉由臉書傳播,讓多一個人知道,也許就能讓多一個人去到現場,而判斷的準則是:「你覺得這件事是好的、是善的,對社會有幫助的,像寫小說也會是一種宣揚的過程。」

「我接下來想寫比較通俗的、泛類型的,節奏再快一點的東西。」他以九把刀為例,輕巧易讀的作品可能比較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大部分的人對沉重的議題沒有興趣,輕盈的東西比較能讓大眾接受。」握有速度的秘密,徐嘉澤的產量驚人,並且主題橫跨多種類型,他一方面想測驗自己能不能寫出來,一方面是想積極地寫,「很多人會把『創作量多』跟『品質』化成不對等的關係,我覺得不完全是這樣。能創作就創作,我想趁著有能力創作的時候多跟別人分享。」他也一度質疑自己為什麼要寫?何不把這些時間拿去做其他事情?而答案似乎就在寫作過程中,「寫作會有快樂的感覺,帶來成就感。而且,你要讓想法更前進,把想法傳遞跟別人,還是要藉由書寫。」

繼續書寫,繼續轉貼,繼續上街,即使現況黑暗,不快樂是普遍狀態,徐嘉澤在這個難以雀躍的時代,從黑暗的底蘊往上生長,繼續向前,直到走進下一個天亮。


〔徐嘉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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