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場十八世紀的茶會談起
《追求文明》英文精裝版的封面描繪了一場茶會。茶會裡，衣著整齊、舉止如宜的男士與女士們在茶室裡，或則飲茶談話或則在紙牌遊戲的牌局間抿嘴而笑。再細看畫中人物，佇立正中央牌桌旁，那位倚著椅背站立的男子。他身著軍袍，手持杖柄，脅下曳著軍帽。他正是茶會的核心人物，也是豪宅的主人：威廉・斯坦侯（William Stanhope, c. 1683–1756）。
追求文明：從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重探人類文明化進程的意義
《追求文明》英文版
《追求文明》英文精裝版使用畫作為〈哈靈頓伯爵之家的茶會〉（Tea Party at Lord Harrington's House, St. James's），Charles Philips 繪。（圖片來源：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Paul Mellon Collection）
威廉出生於近代早期英格蘭的豪門斯坦侯家族，從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1537–1553）即位後，這個家族開始他們的輝煌歷史。到了威廉成年時，斯坦侯家族已經同時據有兩個伯爵頭銜，而很快地，隨著威廉傑出的外交官生涯以及做為政務官的長期貢獻，威廉為斯坦侯家族帶來了第三個伯爵頭銜：哈靈頓伯爵（The Earl of Harrington）。哪怕在英格蘭的貴族階層裡，能夠同時據有三個伯爵頭銜也是罕見的家族榮耀。當然，威廉並不是斯坦侯家族在十八世紀唯一的傑出人物。他的哥哥查爾斯（Charles Stanhope, 1673–1760）是一名律師，也是長期服務的國會議員，並曾經出任財政部次長（Secretary to the Treasury）。正是在此期間，查爾斯被捲入了十八世紀初期的金融危機南海泡沫裡，被首相羅伯・沃爾波（Robert Walpole, 1676–1745）的政敵指控貪污。威廉的堂兄詹姆士（James Stanhope, 1673–1721）也是一名外交官，其政治聲譽之高，讓他被視為沃爾波之外的首相人選。
回到威廉與他的茶會。這場茶會發生在1730年間，在威廉於倫敦高級住宅區聖詹姆士區的住所裡。毫無疑問地，這是一場上層階級的社會，人們的穿著舉止、物件的擺設、家具的鋪陳，在在顯示了威廉的茶會是個講求品味的場合。除了物品，就連畫中人物的舉止也被畫家擺設得恰到好處。端坐的人們雙手總是在身前膝上，座席上的女士不曾依靠椅背，即便畫作右下角向後安坐的男士也仍將背脊打得挺直。在上層階級的聚會裡，不只物件，連與會者的穿著與行為也不能有片刻踰矩。一切總是必須「適宜」（propriety）、「得體」（decency）。就如當時帶頭指控查爾斯與首相沃爾波貪污腐敗的博林布魯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 1678–1751）所提醒：「一個有常識與德性的人，不會讓自己的性格淪喪，做出不適宜與不得體的行為。」
如何判斷一個人「不文明」？
適宜與得體這類詞彙，同時指向了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的特質：禮儀（manners）與文雅文化（polite culture）。正如史家們指出的，十八世紀英格蘭是一個商業日盛、物質發展與生活品質有著顯著提升的社會，正探索著應該要存在何種社會風氣與行為舉止，以維繫人與人之間使彼此感到舒適的交往進退關係。這表示十八世紀英格蘭所關切的人際互動的行為準則，將會涉及肢體動作的呈現、服裝儀容的妝點與言語交談的用字遣詞。所謂的適宜與得體，意味的正是一個人在這些面向上，都能表現得恰到好處——不過於浮誇卻也不流於粗鄙。但與此同時，這也意指禮儀與文雅文化為十八世紀英國社會，提供了一種對人進行分類的判斷基準。
如果我們活在十八世紀英國，我們可以輕易地透過一個人的穿著打扮、在特定場所（如咖啡廳點餐或私人晚宴用餐）的行為、甚至日常對話中習慣使用的詞彙與句型，判斷這個人是否為一個文雅或得體的人。這樣的歷史文化遺緒可謂影響深遠。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能夠輕易地從英國人的口音與行為，初步估量得出人的出身與社會地位。在以文雅文化著稱的社會裡，總是會存在著那些行為不適宜得體、被排除在文雅文化之外的人。文雅的對立面，是那些「未經薰陶」（uncultivated）的人。又或者，正如《追求文明》作者，即英格蘭著名的社會史家基斯・湯瑪斯爵士（Sir Keith Thomas）所指出的，文雅的對立面，是那些不諳都市商業文化的生活風氣，而被排除在外的人——那些不夠都市化也不夠文明的野蠻（barbarous）與蠻荒（savage）之人。
為什麼不夠符合上層社會的舉止、不夠符合都市文雅文化的風俗就是不文明的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文明與野蠻這種對人的分類方式，開始以文雅文化和禮儀為判斷基準？基斯爵士在這本書裡所探究的，就是這兩個相互聯繫的問題，而他對這兩個問題的探索，可以說是延續了他史家生涯對近代早期英格蘭史研究的志趣：以一種史學民族誌（historical ethnography）的方式來書寫近代早期英格蘭史，藉此重構近代早期那個距今甚遠的歷史文化的多元面貌（但絕非全貌）。
「文明」意涵發生變化
書中，基斯爵士考察了英格蘭人對於人們作為一種社會性的動物的態度；尤其當人身處在不同的社交場合裡，應該要有著什麼樣的舉止，才能對應並符合特定社交場合對言行的要求。在這個意義上，《追求文明》或可視為基斯爵士早期代表著作《人與自然世界》（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1983）的續篇。《人與自然世界》的主旨在探索十六到十九世紀英格蘭人對於自然環境的態度變遷，並細膩分梳英格蘭人如何以對自然的態度作為對照，建構何謂「身而為人」的自我認識。從《人與自然世界》到《追求文明》，基斯爵士引領我們見到的，是近代早期英格蘭人從「以自然為鏡認識自我」到「以人為鏡定位自我」的過程。
基斯爵士代表著作《人與自然世界》。
但當然，《追求文明》不是《人與自然世界》的續篇，兩書不論在寫作的本質或探究的主題也都有所差異。以寫作性質來說，《追求文明》的前身，是基斯爵士在2003年受邀至以色列歷史學會進行的三場曼納罕・史騰紀念講座（Menahem Stern Lectures）。就主題而言，《追求文明》的聚光燈也不曾投注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上。這是一部將眼光投注在社會的著作；更有甚者，《追求文明》關切的並不是所有型態的人類社會，而主要是人聲鼎沸、人煙聚集的都市社會。這與「文明」（civility）一詞的意涵息息相關。「文明」的拉丁文Civilitas 本身蘊含了「政治的」與「統治的」的意思，從此衍伸出來的意涵，是人們在宮廷這類的政治場合應當要有什麼樣的言行規矩。基斯爵士所指出，中世紀文人用來描述這些規矩的相關詞彙，包括了溫文爾雅的行為（urbanitas）、機智的言談（facetia）等等。他亦指出，隨著商業社會的開展以及都市裡平均物質文化水準的提升，原本只強調宮廷行為準則的 civilitas，開始囊括更多、不僅限於宮廷應對進退的形容詞，例如「良好的出身背景」（good breeding）、禮儀與「細緻的言行」（refinement）等等。這種體現在詞彙意涵擴張裡的社會文化史，同時也呈現了歷史現象中社會現實的一面：能夠接觸到原本適用宮廷行為的準則，進而成功促進civilitas的意涵出現變化的人，首先必須要是具備充足物質文化水準的人。
正是這個背景，使文明成為區隔人群的標準。原先只是表現一個人是否符合宮廷規矩的詞彙，逐漸成為分辨一個人是否具有充分物質資源、進而接受商業化的都市文化薰陶的準繩。如書中援引的圖片（見下圖），一位紳士以三指指尖輕端湯匙的禮儀，如何與一個農民手握湯匙的姿勢有別。到了十八世紀英國的商業社會，文明同時也是有禮儀的、都市的、受文雅文化薰陶的、言談優雅的，與文明相對的則是「低俗的、言語惡毒的、農村的」。就如本書所呈現的，文明成為社會階級的分野，而追求文明也成為不同社會階級對更上層階級的模仿與渴求。追求文明（in pursuit of civility）同時也可以是附庸風雅。
一個「粗魯的農民」會將手肘放在桌上，緊抓他的湯碗，不但貪吃、吃相也粗魯無序；相反的，受過「良好教養」（better bred）之人則坐得直挺，握住湯碗的一耳並用三隻手指使用湯匙。 （圖片提供／麥田出版）
社會性差異也同樣反映在如何手持酒杯。請注意戈多爾芬伯爵（Earl of Godolphin），即前任安妮女王的第一任大臣（右邊數來第三位），用儘管相當不穩但合乎禮節的方式執杯。（圖片提供／麥田出版）
往什麼方向「追求文明」？
追求文明並不全然是一場由下而上的模仿遊戲。就如史學家的研究所指出的，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很多時候對於文明的追求，有更多是來自中上層階級對於社會風俗敗壞的焦慮。追求文明同時也是藉由文明來教化與改善下層階級，期許文雅文化得以貫徹社會整體的期許，而這會促成國家興盛的連鎖反應：文明與文雅文化來自於商業，但成功的商業合作又奠基於經商談判過程中，兩造合乎談判禮儀的行為舉止。文明與文雅文化的提升，將有助於英國這樣以商貿立國的國家興盛，而商貿越是繁盛的社會，也越有助於文明與文雅文化的落實。文明與商貿成了相互滋長的迴圈。基斯爵士指出，《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c. 1660–1731）就曾在1728年強調，要促成國際商業熱絡最好的方式，是促使那些野蠻未開化的國度享有文雅的生活。
換句話說，追求文明同時也意味著自詡文明與文雅的人們，該如何面對那些未受文雅文化薰陶的人，並與這些人交際相處？這不單純只是關乎受都市文雅文化薰陶的中上階級，該如何與農村裡的下層階級互動的問題而已。十八世紀也是歐洲商貿帝國的海外統治發展漸趨成熟的年代，這表示歐洲人與英國人在追求文明時，也必須面對該怎麼與殖民地那些不曾接觸過歐洲文雅文化的人們交流的問題。而這個面向，為《追求文明》這本豐富多元的精彩著作裡，留下了追求文明甚或談論文明無可逃避的陰影。基斯爵士指出，在十八世紀有不少英國與歐洲人認為，如果未受文明與文雅文化薰陶的人不願接受教化，他們應該要被徹底從這個屬於文明與文雅文化的世界裡抹除。被譽為現代國際法之父的日內瓦國際法學家艾默・德・瓦泰爾（Emer de Vattel, 1714–1767）便曾指出，如從前的哥德人與十八世紀的蒙古人，這類無法農耕、因此無法定居促成文明發展的種族，應該被視為蠻荒之人與野獸而滅絕。
愈文明愈失去人性？
當civilitas 從宮廷規矩擴張到文雅文化，進而發展成關乎人類進程的文明時，追求文明可以從近乎無害的附庸風雅，發展成駭人的殘忍與暴虐。這場史學民族誌的近代早期英格蘭史盛宴，最終以文明對現代政治的歷史悲劇收尾。如基斯爵士所說，正是二十世紀德國這個高度文明化的社會，藉由文明與科技的發展，落實了種族滅絕的惡行。civilitas 在現代的發展，抹消了civilitas在近代早期更深刻的含義：文明（civilitas）同時也是人性（humanitas）。而這也正是基斯爵士的史學民族誌，在引領現代讀者遊歷歷史世界後，所留下的迴響。追求文明這個曾經是近代早期歐洲的重要課題，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裡依舊以反諷的語氣叩問：我們身處在數位革命之中，身處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及的高度文明發展，但這樣的文明裡還存在多少人性呢？
追求文明：從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重探人類文明化進程的意義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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