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不在家的一年》取材自作者真實經驗，描述女孩在「母親不在」的那一年生活。（圖／《媽媽不在家的一年》）
1991年是哪一年？那年8月19日，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遭政變軟禁，脫困後發現自己聲望已被政治對手葉爾欽取代，也是在這一年的聖誕節，戈巴契夫宣布蘇聯解體，正式宣告鐵幕瓦解、美蘇冷戰結束。然在這歷史轉捩點的一年，對達莎而言，最大的改變並非政治上的動盪，而是母親將離開自己，前往美國留學。
1991年、蘇聯、美國，這些詞彙一拋出來，旋即浮現的是一幅緊繃肅穆的政治圖像，立刻聯想到的，是那個說遙遠也是，其實也距離我們不遠的冷戰時代。然不同我的預期，除了在8月一章曾短暫提及政變一事，《媽媽不在家的一年》可謂遠離塵囂，這本書甚至壓根兒沒提及12月底的蘇聯解體。是的，《媽媽不在家的一年》真的就只是「媽媽不在家的一年」，這本圖像小說著重的，就只有達莎的周遭生活，她的初戀愛苗如何剛萌生又旋遭扼殺，她與兩位好友的決裂與復合，她如何隨波逐流，跟著朋友面對升學考試，飽受壓力挫折。以及，她不時想起母親，夜夜聽著母親留給她的錄音帶而暗自流淚。
媽媽不在家的一年
這本圖像小說著重的是主角達莎的生活。（圖／《媽媽不在家的一年》）
我在Goodreads網站看到一則評論：「這位女孩所面臨的生活與危機是如此平凡而典型」、「假如這女孩是位北美女孩，而不是蘇聯女孩，根本不會有出版社考慮出這本書。」
這話說來嚴厲，但說穿了，這種指責會不會又是另一種不自覺的壓迫呢？在傑瑞．克萊福的漫畫《新來的同學》內，曾以嘲諷手法，描繪出「主流小說」與「非裔美國人的書」的差異，前者充斥著魔法、冒險與希望，後者壓抑、絕望而寫實，描繪底層人民勵志向上的奮鬥過程。這種刻板印象，似乎隱隱傳遞了某種訊息，就是非裔族群只有兩種故事──不是在惡名昭彰的幫派中墮落，就是擺脫誘惑、朝向正道前進。如果深入探究，為什麼「非裔美國人的書」都長這樣子，會發現艾莉斯．楊在《正義與差異政治》內提及的壓迫形式：文化帝國主義。
新來的同學(首部榮獲紐伯瑞文學金獎的圖像小說)
正義與差異政治
何謂文化帝國主義？簡而言之，就是所謂的優勢群體可以透過支配手法，將弱勢群體用刻板印象所標記起來。當《新來的同學》男主角喬登發現，市面上販售的非裔美國人小說都是同一套故事，他所看到的，正是由白人菁英所主導的北美出版社集團所共同過濾、定義、定位後的「非裔美國人故事」。在這個定位中，其他觀點被排除了，只留下符合刻板印象的故事，當喬登受夠這一套，卻除了拒絕閱讀外，沒有別的反抗方式。
探討這些事，跟《媽媽不在家的一年》有什麼共通之處？其共通之處在於，當讀者認為「這本書不夠有文化意義」、「我們無法從這本書認識更多九零年代的蘇聯」而大為失望時，這些負面評論，是否也是另一種壓迫？是一種對「以九零年代蘇聯為背景」的圖像小說，不自覺的教育要求？當我們期盼《媽媽不在家的一年》能夠協助父母師長教育孩子們「其他國家」的歷史與過去時，似乎忘記了，這本書本質上就只是個回憶錄，作者達莎．托爾斯提科娃（Dasha Tolstikova）所做的，僅僅是用她的繪筆及文字，記錄下她那一年的點點滴滴。
所以，當我們放下這些預設成見重新閱讀本書，我們才能夠欣賞這本書的特有美感：畫家在黑白灰為主色調的大塊背景上，佐以紅色，那紅色時而是女孩的洋裝、頭巾，時而是她臉龐的緋紅生氣。以鉛筆畫出的稚拙人像，賦予人親近感，也更有圖畫日記的感覺。若日記（實為月記）的散文體裁，嘮叨瑣碎如孩童札記的流水帳，真切記述了達莎卡在孩子與青少年之間的種種心事，就連字體的大小變化，也勾勒出了她的情緒起伏。
嘮叨瑣碎的流水帳，真切記述了達莎年紀卡在孩子 / 青少年之間的心事。（圖／《媽媽不在家的一年》）
畫家在黑白灰為主色調的大塊背景上，佐以局部的紅色。（圖／《媽媽不在家的一年》）
而全書中，我最喜歡的一個段落，是她與表妹拉雅傾訴自己喜歡的男生的事：
拉雅從來沒喜歡過任何人，可是她是忠實的朋友，而且懂得問重要的問題。
「他的眼睛是什麼顏色？」
「他喜歡披頭四嗎？」
（圖／《媽媽不在家的一年》內頁）
他的眼睛是什麼顏色？他喜歡披頭四嗎？在急切找出他們與我們的不同，急切為兒童讀物賦予更多知識性、更多教育意義以前，我們該做的，是懂得問重要的問題。而所謂重要的問題是：她跟我們，有什麼相同之處？
媽媽不在家的一年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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