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僅從表面上來看，美國記者羅伯特．科爾克（Robert Kolker）過往的報導大多在微觀層面處理特定議題：公立學校貪污案、性工作者連續謀殺事件、作家之間的剽竊爭議，且素材都有種聳動的味道，儘管近年來其作品分別被改編為頗受歡迎的好萊塢電影《壞教育》、Netflix熱門劇集《失蹤的女孩：長島連續殺人事件》，以及造成美國媒體輿論廣泛討論的「白人作家捐腎事件」，但由於議題僅限於美國的區域性範圍，對位在遙遠亞洲的我們，看似缺乏某種「普世價值」的格局。
當打開這本2020年於美國出版、2021底中譯的《隱谷路》時，不免對作者（較過往作品更）「獵奇」的題材有些許疑慮——一個家族12個孩子中６人為思覺失調患者，伴隨精神疾病而來的失序、暴力、謀殺、自殺、性侵，是嗜血媒體迫不及待的戲劇化素材。然而，從前言的第一個畫面起，這樣的懷疑煙消雲散，相反的，隨著嚴謹的田野調查與恰如其分讓每個人的聲音在敘事中交會，聳動的表象，化為人性與科學的閃耀結晶，羅伯特．科爾克這本書無疑將以精神疾病為主題的書寫推向一個高峰；對於願意翻開書頁的讀者，更猶如某種指路地圖，能從中反思台灣在過去數年透過眾多社會事件頻繁衝擊下，整體社會面對精神疾病的存在時，可以有的更立體想像與理解。
隱谷路：一部解開思覺失調遺傳祕辛，深入百年精神醫學核心爭議的家庭調查史
由於過去幾年的時間（2016~2020），我站在媒體工作者的角度，也嘗試跳脫社會事件的表象與衛教範本的語氣，希望盡可能貼近現實的，記錄近年精神疾病相關議題在社會刻下的軌跡，在近乎打游擊般自行摸索此一議題的過程中，深深感到許多不足道的困難與挑戰，因此這本書於我，在讀者身分之外有另一層意義，好像找到一位傾注全力採訪、田調並樂於分享豐富經驗的同行，看到某些細節，儘管只是全書數百個註腳之一，甚至會按捺不住地激動站起來——啊，原來你在解釋思覺失調近年愈來愈被視為一種「光譜」概念時，也引用同一份荷蘭精神病流行病學家奧斯（Jim von Os）的文獻做為註解！
這樣的對話與交流，透過電子郵件的通信成為現實，我直接向羅伯特．科爾克表達閱讀此書的反饋、共鳴與好奇，他也慷慨的一一回覆，從寫作方法、母親的影響、對「反精神醫學運動」的著迷以及跳脫概念的意識，到正視與肯認家庭照顧者的重擔，讓我們看到一本紀實作品的背後，具體的工作方法與人性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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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張子午（《報導者》主編兼採訪主任） │ A=羅伯特．科爾克（Robert Kolker）
Q：在《隱谷路》中，蓋爾文的家族故事與思覺失調、精神醫學的歷史脈絡緊密交織在一起，你從一開始就有意識採取此一寫作策略嗎？或是隨著時間逐漸發展成這樣的結構？
A：我注意到，蓋爾文家的12名子女完美地跨越整個戰後嬰兒潮。（大哥）唐納德生於1945年，（小妹）琳賽生於1965年。他們的世紀是美國的世紀，洋溢著樂觀精神，起碼早年如此。所以我把這本書的架構設定為家族傳奇。我從父母親──唐和咪咪──說起；他們在二戰期間結婚，後來搬到科羅拉多養兒育女。你逐漸看到警訊，顯示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但這對父母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毫無準備。
蓋爾文家族。（圖／《隱谷路》內頁圖片）
美國牧歌
孩子們在1960年代晚期開始發病，出現精神病症狀。我必須承認，寫作期間，我經常想起小說家菲利普．羅斯（Philips Roth）的一部驚人作品：《美國牧歌》（American Pastoral）。故事中的家庭與蓋爾文家處於同一世代；他們相信美國夢，充滿自信，覺得自己無懈可擊，直到整個家支離破碎。
不過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我想把貫穿20世紀精神疾病的科學演化史編織進去。這不見得是個美好的故事──內容涉及腦白質切除術這類野蠻療法；涉及研究人員閉門造車、不肯聆聽彼此；涉及互相衝突的疾病理論拖慢了進展；涉及從眾思維阻礙了創新。最後，研究領域終於出現確實能鼓舞人心的潛在突破──出自數十年前就開始研究蓋爾文一家的研究人員之手。
我努力在蓋爾文家的故事中尋找希望，並確保讀者也能看到。人生皆苦，這點無可逃避；所以看見一個家庭經歷如此徹底的痛苦仍能從另一端走出來，或許能令人充滿希望。
Q：在書末的致謝詞，你提到透過一位朋友介紹，認識了蓋爾文家族的成員琳賽與瑪格麗特——這兩姊妹一直在尋找方法讓世人認識他們的家庭。可否談談初次聽到他們的故事有什麼感覺？
A：愈深入了解蓋爾文家，我愈不敢相信他們的故事。太嚇人了。我納悶在這麼可怕的情況下，這樣的一家人怎麼能假裝相親相愛──這兩姊妹為什麼不一抓到機會立刻逃跑，一去不回？不過，我採訪她們時，兩姊妹表明她們還蘊藏很深的希望。她們對我說明如何各自找到方法走出痛苦的童年，她們也告訴我，他們家為科學做出了重大貢獻。
Q：在遇到蓋爾文家以前，關於精神疾病議題，你有任何個人的經驗嗎？
A：我寫過幾篇關於心理健康以及醫學和科學的故事，不過，剛開始接觸蓋爾文家時，我最相關的資歷是書寫關於陷入危機的弱勢者（有時是整個家庭）的經驗。其中包括我的第一本書《失蹤女孩》（Lost Girls），這本書在一件謀殺懸案之外，本質上是對五個處於危機的家庭所做的紀實描繪。
Lost Girls: An Unsolved American Mystery
但我也相信，我之所以對家庭感興趣，之所以渴望理解家族系統中每個人背後的想法和動機，是受到家母直接影響。她不是理論家──我們從未深入討論佛洛伊德、榮格或其他類似話題，但她非常擅於傾聽，是個有足夠溫度的中立者，人們可以自在地對她敞開心扉。當我做好我的工作，我覺得我是在模仿她。
Q：這本書最動人的地方之一，是家庭成員間的張力和互動，有時候會讓我感覺你甚至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好一段時間，可以談談如何重建他們的生命與掙扎的方法嗎？
A：我花了一年時間準備，才終於送出寫作提案，要求與蓋爾文家尚在人世的每一位成員一對一訪談，包括三名仍在世、患有精神病的兄弟，以及2017年在我寫作期間過世的一家之母：咪咪。我希望確保家中每一個人都準備好，說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每一件事。
老實說，我沒有把握說服每一個人，但他們都同意了。我想，他們之所以同意，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家的故事不僅止於醫學意義，或許還能為許多遇到類似問題的家庭帶來安慰；這些家庭往往不願意尋求協助，很難以開放的態度面對正在經歷的事。
對於我講述的這類真實故事，我不喜歡扮演追根究底的檢察官角色，那樣遠遠不如鼓勵人們自願說出心裡話。所以我花時間慢慢來。我七度前往科羅拉多州報導蓋爾文家的故事，也曾多次飛往愛達荷州，並在東岸上下穿梭。我將每個人的事件版本拼湊起來，形成前後連貫的故事。那需要建構一個龐大的時間軸線──一個非常長的文字處理檔案，將我蒐集到的所有資料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出來，然後我才能調和衝突的觀點，將事件拆解成一個個場景，組成統一的敘事。
Ｑ：從田野調查到寫作過程，對你而言寫這本書的最大挑戰是？
A：講述一個14口之家，其中12名子女和２位家長對自己家的故事各有不同體驗，這無疑是寫作生涯的一次挑戰。但我熱愛《伊甸之東》（East of Eden）和《修正》（The Corrections）這類講述幾代人的家族傳奇，所以我很開心有機會嘗試一下。
伊甸園東
修正
除了我剛剛在前面提到的非常長且詳細的採訪材料時間軸以外，這本書最大的挑戰之一，在於精準地描繪精神疾病──也許是以紀實文學從未嘗試過的一種方式。我相信我們的流行文化習慣以貶低或捧高的方式將精神病患「他者化」（othering）：書本和電影中的精神病患有時是怪物，有時是脆弱、珍貴而無助的靈魂，具有我們其他人不具備的特殊洞察力。
假設這群觀眾實際接觸重度精神病患，當審視自己與其互動的時光後，我不認為他們能在以下選項中，勾選出對於大多數或任何精神病患的看法：怪物或難解之謎。相反的，我想，假如我寫一個有６名子女罹患精神病的家庭，並且以同樣方式書寫沒病和有病的孩子──都把他們當成一樣的人──結果會怎樣？
這項寫作計畫吸引我的另一個因素，是有機會研究精神疾病，以及多年來我們對這項疾病的理解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的歷史性研究大多需要長時間的採訪和閱讀往年的文字紀錄，但我也在位於普維布洛（Pueblo）的科羅拉多州立精神病院發現一座令人驚嘆的小型博物館。這座博物館收藏了多年前用來治療病人的工具，不僅包括約束衣，還有很久以前盛行一時而後退流行的許多奇怪而駭人的器具。
在我的研究後期，出現了重大突破，琳賽．蓋爾文成功說服普維布洛州立醫院釋出蓋爾文一家的精神病歷。這是一條豐富的礦脈。這些文件揭露了蓋爾文父母對自己的子女保密、以為永遠不會曝光的一些事情。我大吃一驚。
《隱谷路》的寫作歷時兩年半，這還沒有算我在全職投入之前所做的一年前期工作，其中包括大量採訪和研究。但是一旦開始書寫和修改，我就被工作占據了全副心靈，一整天彷彿幾分鐘，一下子就過去了。我寫作的方法是盡快完成一份龐大而草率的初稿，把我掌握的一切一股腦兒丟進去，心知我所寫的大部分內容會在校訂時改寫。到頭來，校訂才是真正進行寫作的時候。
Ｑ：關於精神疾病的概念與治療方式，總是在不同的時代潮流中彼此競爭，例如：精神分析、反精神醫學、生物精神醫學，並為往後的世代留下許多作品，這其中是否有些讓你特別有感？
A：我發現精神病學的歷史魅力無窮，寫作過程中，我深深著迷於「反精神醫學」運動──在這波風潮中，治療者和其他人幾乎完全不假思索地，否定關於過往「瘋狂」的概念。1950年代，沙特（Jean-Paul Sartre）認為妄想不過是熱愛想像世界，勝過「存在的平庸」；1959年，反傳統的蘇格蘭精神科醫師連恩（R. D. Liang）深受沙特和其他存在主義者影響，主張思覺失調是受傷靈魂企圖自救的方法（他曾說，與其讓別人把自己變成一塊沒有生命的石頭，不如自己變成石頭）；1961年，反精神醫學運動教父薩茲（Thomas Szasz）出版了《精神疾病的迷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在書中宣稱瘋狂是當權者強加給弱勢者的標籤──是將社會上整批異議人士集中起來，以非人道方式處理的一種手段。
一年後的1962年，肯．克西（Ken Kesey）寫下《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讓反精神醫學運動搖身變成社會主流，在這部石破天驚的經典之作中，公立精神病院的暴行成為社會控制與強權壓迫的隱喻。甚至在拍成電影之前，《飛越杜鵑窩》就已成為反文化運動的一塊傳奇基石。
無論如何，《隱谷路》積極抗拒把精神疾病變成如同肯．克西書裡的文學工具。相反的，我希望將焦點放在蓋爾文家庭身上，把他們視作遭遇了真實問題的真實的人，而非做為哲學或政治爭論的象徵符號。
精神疾病的迷思
飛越杜鵑窩
《飛越杜鵑窩》曾改編為電影
Ｑ：在書的後半部，你著重在思覺失調的基因研究成果，以及生物精神醫學的助益，但你如何看待精神醫學專家近年對此的批判觀點，如杜克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榮譽教授，同時也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修訂主持人的艾倫．法蘭西斯（Allen Frances）於《救救正常人》（Saving Normal）一書中，大力批判精神醫學過度擴張診斷，把正常人類行為醫療化等問題？
A：我對《救救正常人》表達的觀點抱持很高的敬意。我同意，我們的社會經常過度就醫且過度用藥。《隱谷路》也指出生物精神醫學的一些黑暗面，包括過度依賴藥物治療嚴重的精神疾病，並錯誤假設此類藥物可以將思覺失調症變成可控制的疾病（如糖尿病），然而事實上，藥物只是讓病人變成更易於控制的群體。
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
Q：精神受苦的形式與實質，在每個社會中，都會因社會、文化與歷史範圍而有變化，蓋爾文家的思覺失調，某種程度是否為一種「美國化」（或個人化）的疾病展現，甚於純粹的生理疾病？
A：我認為20世紀中葉的「怪罪母親」風氣比較盛行於美國治療圈，主要是因為他們堅信佛洛伊德。後來，把藥物當作萬靈丹的過度自信，是另一種可以被視為美國趨勢的態度。當然，急性精神疾病在其他社會的污名化現象沒有那麼嚴重。在美國，它比較可能被視為性格缺陷，整個家庭的社會地位都會受到連累。
Q：在亞洲社會例如台灣，照顧思覺失調病人的責任，與生俱來落在家人（特別是母親）身上，而這常成為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所以機構式的照顧在精神醫療系統中仍扮演重要角色。你如何看待不同社會脈絡中，關於「照顧責任」與「去機構化」的問題？
羅絲瑪麗：啟發身障人權、特殊教育和醫療倫理的甘迺迪家族悲劇
A：美國有一個時期，將精神病患放在如同倉庫般的機構裡，此議題很少被拿出來公開討論。第35任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家族，從未提起家中有個孩子（約翰的姊姊）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事。直到甘迺迪當上總統並重新思索父母所做的決定後，機構化才開始受人質疑。
不過，去機構化並非完整的解決方案。現在，我們不再將精神病患集中安置在大型精神病院，而是放任他們在街頭或監獄自生自滅。這不是進步。家庭的支持與參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在《隱谷路》中，我努力表示家人不該被污名化，他們應該得到我們的幫助、關懷和照顧。
思覺失調症是人們難以直視、難以開誠布公探討的問題，情況甚至比自閉症、躁鬱症、憂鬱症或阿茲海默症還嚴重。但我真心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許多精神疾患已去除污名──雙極性情感疾患（躁鬱症）、焦慮症和憂鬱症等首先開始（去污名）。現在，我們談論這些病症時，可以不帶以往會有的評判、羞恥和諱莫如深的態度。我相信對於思覺失調症，我們早該有同樣的轉變。我希望本書能盡一份力量──幫助家庭不再感到羞恥，不再被污名化，並開始尋找能支持他們面對挑戰的社群。
隱谷路：一部解開思覺失調遺傳祕辛，深入百年精神醫學核心爭議的家庭調查史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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