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厚心得
一部傑出的通史,更是一部必須詳加閱讀的當代之書──翁稷安讀《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
作者:翁稷安 / 2022-01-27 瀏覽次數(6282)
「通史」或以較寬泛的定義,較長時間向度的歷史書寫,包括,打了點折扣的「斷代史」,在臺灣出版市場雖不至於絕跡,像那曾在臺灣山野林間穿梭的雲豹身影,但數量大概也和石虎差不多,要小心呵護,每一次現身都是值得關注的大事。如果去除歷史普及或教科書性質的讀物,由專業史家書寫的通史更是屈指可數。
通史寫作在臺灣學界尤其稀少,若要深究其中原因,外在學術環境的因素可能是其中之一,當代人文學術本身即偏重問題導向,習慣以單篇論文或專論書籍,對特定議題進行剖析,反映了科學在歷史學門形成期所發揮的影響。這不應視為缺點,而是史學作為現代學術值得驕傲的規範。然而,一旦這樣的研究取徑結合了學術計點的量化統計,意即針對不同學術期刊,依高下給予發表點數,並以點數多寡當作衡量學術成果或升等的要件,便壓縮了學術應有的空間,集點的可操作性成為學術書寫的首要考量。通史這類天生大部頭,注定不符合集點積效的著作,勢必無法成為在學界浮沉求生者的首選。
學術大環境的外在因素,當然可以是通史書寫逐漸消失的原因,但如果要問研究者的內心話,真正的原因仍在於寫通史,真心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就算解決了外部動機的問題,並給予所有的資源,讓研究者可以心無旁騖,專心一意寫一部通史;即使在這樣近乎不可能的優渥條件下,要完成一部「好」通史所應具備的要件,對史家仍是身心莫大的考驗和折磨。好的通史要既廣且專:一旦跨越較長的時間限度,涉及的史事也相對增加,不能僅聚焦於一「點」,要有「線」的連結甚或「面」的延展。同時,史學不論中程或長程的歷史撰寫,都一定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藉由這樣中長時段的考察,不能只是堆砌史事,而是希望進一步回應學術社群或一般大眾關心的課題。既包含大量知識,同時又要以解決某個關鍵問題為軸線,將四散於漫長歲月的知識串起,以更宏觀的視野直視過去。
反過來說,這也正是中長程通史書寫的魅力或價值所在,單篇論文或專著提供對過去不同角度的切片,那麼通史書寫就是試圖結合這些切片的成果,做出綜合性質的研判,使人們貼近過去的全貌,成為理解當下、思索未來的參照。
簡言之,通史寫作就像在攀登海拔數千公尺的山峰,研究者要經過層層考驗,百轉千迴,才能登上山頂。也唯有從最高處俯視,立下足供測量的三角點,才能替讀者釐清這座身處於雲霧之中,名為「過去」之高山的模樣。
《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不僅有著少見的通史規模,更是一本確實發揮了通史應有本色的上乘史著。如同本書英文原名所揭示,作者緊扣著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最核心的命題之一:中國如何走向現代(modern)。這可說困擾著中國數百年之久的質問,從清帝國到當代,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者、思想者或行動者都在苦思:該怎麼樣讓這個在外力衝擊之下,顯得古舊、落後,如同病夫一般的國家,可以走向「現代」一詞所象徵的富強之路;需要運用何種手段和方法、必須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和犠牲,以及最重要的,要怎麼樣向世界證明中國已經足夠「現代」。他們的種種作為和見解,也就成為了後世不同背景的史學家們觀察、分析的對象,試圖描繪他們的苦惱、掙扎和徬徨,以及在面對「現代」這不知是天使或惡魔的存在,所做出的選擇和抛棄的事物。
好的史家每一次的回溯過去,都是為了面向當代。對於像作者這樣身處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學者,眼前的「中國崛起」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意識,促使他藉由對近現代中國制度的探察予以回應。當中國挾著經濟奇蹟,躍升主宰全球的勢力之一,但在這華麗而強大的外表之下,內裡卻似乎還不夠「現代」,不僅內部充滿各種矛盾和張力,更可怕的是,隨著中國世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些內部的問題,終將一一成為世界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全書結束在:「中國的改革讓這個國家成為全球經濟與社會秩序很重要且根本的一部分,因此中國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中有許多也關係到全球各地,後果也是全球性的。中國給全球秩序帶來了獨特的歷史優點,同時也帶來了獨特的歷史缺點。由於世界各個市場與經濟體休戚與共,一個大國的失衡現象不可能只限於該國,最後必定會波及其他地方。因此當中國成為全球舞臺上無所不在的龐大勢力後,也正在把風險輸出到世界各地。中國前所未見但不平均的高速發展,為中國和全球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中國現今社會與經濟的翻天覆地變化,暗示這種發展可能遲早都要告終。」以及說不出樂觀或悲觀的一句:「中國,以及世界,最終都要學會共存於一個比較樸實而能夠長久維持的現實裡。」
這樣的問題意識,又說明了本書最不同於常見史學書寫的特色,對多數史家而言,蓋棺始可論定,即使以當代為關心,也都會儘量壓抑,把對「現在」的種種想法潛藏在「過去」的描述,即使是「當代史」也多少會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學科規範所賦與的冷靜,也希望藉由拉開距離,給予研究者更多的空間。但優秀的通史從來不會自滿或自限於這樣的「旁觀者清」,既然都已經費盡千辛萬苦登上山頂,又怎會輕易放棄將這條由過去走向現在的幽微山徑,繪製成圖,以待來者?徐中約那充滿未來期許的《中國近代史》如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以他一貫優美文筆撰寫的《追尋現代中國》亦然;張玉法的《中華民國史稿》結束於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觀察,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則在全書末對中共治理下的中國提出沉重的警示──《從清帝國到習近平》絕對有資格躋身於前述這些通史名作之林,從大清到現今,作者書中的字字句句,在敘述過去的同時,皆是對當下的關懷。這也是為什麼一般讀者值得稍微耐著性子閱讀這套巨著的原因,不只是為了要認識歷史,而是要瞭解究竟是沿著何種因果脈絡,構成了我們所身處的現在。 作者由「制度」(institutions)出發,勾勒這條朝向現代化之路,如作者所言:「檢視制度及其在一樁事件、一項決定、一個過程裡所起的作用,也有益於對歷史發展有更精確且系統化的理解和更清楚的解釋。」制度史的取徑除了跳脫紛雜的人事糾葛,避免陷入對個人成敗的論斷外,制度又涉及了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不同的面向,可以全面而立體檢視這數百年的變動和趨向。作者視制度為共同體的某種共識,是共同體成員互相遵守的價值和規範,這樣的共識可以訴諸於具體而明確的典章,也可以是抽象而模糊的道德,但不論何者,都是凝聚並推動共同體前進的動能。
正如同許多評論者都注意到,作者由制度的切入,也就跳脫中國近現代史常見的那種中國只是為了因應西方船堅炮利的入侵,被動做出各種改變以因應這百年來未有之變局。這在學界稱為「衝擊─反應」的論述模式,早已經是備受各種挑戰的陳說,因為它漠視了中國內部改革的動能。《從清帝國到習近平》提出一套由中國自身出發的論述,從清朝入關開始講起,以八旗制度的建立為例,說明中國傳統的制度是充滿彈性,可以不斷擴充和刪削,調整至整體社會都能共同接受、依其運作的平衡。在西力影響前,中國就已經有了完整的制度,以及在條文規章之下,撐起制度的共識和價值觀;另一方面,中國從來也不是默守單一制度、食古不變的國家,而是既利用傳統的舊遺產也運用外來的新資源,廣泛摸索和調整,如同大自然生態系一樣,自我調適,直到整個系統穩定。
從清朝入關到晚清內外各種動盪,再到革命後摸索現代國家應有的樣貌、中共掌權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嘗試,乃至改革開放後的快速崛起。每一個不同的篇章,時局各不相同,但都同樣面對著制度失衡的不穩定狀態,成為不同世代的人們,戮力以赴的挑戰,不只制度表層的典章,同時也包括了制度內裡的價值,都企圖要重新找到可長可久的錨定。細看各節,作者用非常持平的方式去討論制度失衡後的重構,沒有五四以來對一切傳統的鄙視,也沒有保守派分子那種對新事物的抗拒,新舊制度,在作者筆下各自有其擅場。全書論述的細節,本文無法深論,但要再次特別指出,作者的論述方法提供了某種具普遍意義的解釋工具,能估量近現代中國不同的時期,即使跳脫中國,制度的失衡或平衡,也是所有共同體在形塑內部秩序時必然面對的現象。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對中國數百年來的討論,不再僅是聚焦孤例,更是對某種普世通則的思考;也唯有涉及普世通則的層次,才能激盪出更多的對話與思辨,進而帶來實質的改變。史學不只是有趣的故事,更應以嚴謹的研究為基礎,發揮學術應有的淑世使命,本書無疑做出極佳的示範。
綜合上述,通史已是難得,《從清帝國到習近平》還將通史應有的功能和成效給最大化。作者以明確的問題意識和切入,貫穿數百年間的大小史事,分析具普遍性的個案觀察,從「制度」為出發,立下一可供操作和評量的概念,並不畏在考察之後,對當前世界提出警醒的建言。這是一本嚴謹的歷史學專著,卻又是每一個身處在中國崛起光影之下的人們,必須詳加閱讀的當代之書。
作者
翁稷安
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事務裡,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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