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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發生的格列佛遊記？德川幕府當時如何「馴服荷蘭人」？讀《公司與幕府》

作者:翁稷安 / 2020-11-12 瀏覽次數(5556)

歷史之所以能不斷重寫，在新史料的發掘之外，更重要的，是新觀點和新視角的出現。

歷史學每隔一段時間總有新的流行，每一時期史學主流的移轉，都是對既有定論或陳說的挑戰，成功的歷史研究，就是要以當代的關懷和視野，顛覆讀者的既有印象，不見得都是粗暴的狠狠打臉，但至少也是帶著狡黠的微笑，溫柔地提醒著：過去可不是你理所當然認為的那樣喔。

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承繼著近年來海洋史、全球史的視角，以深入淺出的說明，試圖擺脫傳統「西方征服東方」的敘事。歷史不再是一個又一個的西方強權，像大隊接力一般從大航海時代不斷向外擴張、征服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歷程。作者亞當．克拉洛（Adam Clulow）以17世紀東亞海域裡，荷蘭東印度公司和德川幕府的互動為例，指出被迫低姿態臣服乃至曲意迎合的，反而是努力想打入亞洲的荷蘭人，他們被迫放棄了西方主權或國際法之類的堅持，逐步遵守著幕府所定下的規範。或者，用作者的形容，兩者的接觸是德川幕府「馴服荷蘭人」的過程。

全書一開始引用了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後人往往為這部小說的奇想所吸引，忽略了情節暗藏歐洲早期向海洋擴張時，心態上的無力、渺小。不同於魯賓遜的無人荒島，格列佛漂流在不同的王國間。即使在小人國，身材巨大的格列佛，也發現自己影響力有限，被迫從軍，表達對小人國君主的順從。這樣的虛構故事，在《公司與幕府》作者的詮釋下，隱喻著西方和東方的實際景況。當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來到東亞，在這片由德川幕府主導國際秩序的海域裡，荷蘭人就像格列佛，最終只能順服權威，依照幕府的遊戲規則行事。

即使在小人國，身材巨大的格列佛，也發現自己影響力有限，被迫從軍，表達對小人國君主的順從。這樣的虛構故事，在《公司與幕府》作者的詮釋下，隱喻著西方和東方的實際景況。荷蘭東印度公司有如格列佛，到了東亞只能依德川幕府的規則行事。（圖片來源/ wiki）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本質，並不是一間現代意義的「公司」，而是一「混合型組織，成功結合了企業和國家的性質」，具有行使主權的能力，可以進行外交談判，也能發動軍事攻擊，和建立要塞等區域控制的能力。一開始，東印度公司也試圖以武力和外交，主導和亞洲諸國的貿易關係，但遇到了各式各樣的阻力，尤其以德川幕府的衝突為最。此時德川政權正好試圖在中國體系之外，以對中國華夷秩序的模仿，建立自己的國際秩序，即「日本型華夷秩序」：以自身為文明中心，周圍環繞一圈一圈愈來愈「野蠻」的夷族。

荷蘭的出現，勢必造成兩者間一連串的「有限衝突」，經由不斷衝突確認彼此的關係。作者經由外交、暴力與主權三個有限的衝突，勾勒出一個由東方而非西方主導的世界。

在外交上，荷蘭東印度公司和其他西歐諸國不同，無法直接等同於王室，但他們一直企圖用盡各種方法，如建立巴達維亞城（今雅加達）營造出和幕府平起平坐的對等外交關係，但始終不為德川政權承認。在數度派遣使節團失敗後，只能選擇江戶方面唯一能接受的關係──成為幕府忠實的臣屬，變成德川治下的「大名」之一，學習、琢磨著日本官場的禮儀和潛規則。這不只是場面話，荷蘭方必須肩負起各種義務，包括定期的赴江戶上呈禮物，甚至替日本出兵平亂。也許一開始這套臣屬幕府的說法，只是為了貿易進展，暫時以退為進，但隨著時間經過，成為了荷蘭人在日本無法去除的頭銜和位階。

如果外交的戰場發生在日本本土，那麼暴力的衝突就發生在海洋。

德川幕府以「朱印狀」這樣特許的頒發，做為管理海洋秩序的手段，擁有朱印狀就擁有來自德川的認可和保護，確立幕府在東亞甚或東南亞海域的支配。尤其長崎地位的崛起，長崎奉行這位日本沿岸最高階的官員，逐漸成為東亞海事糾紛的仲裁者，即使在鎖國令之下，依然是亞洲海域實質的國際法律中心。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打入這片海域，抵抗各方的競爭者，武力是必然手段，於是進行海盜般的私掠。荷蘭方面當然有提出合理化劫掠的說法，但最終受制於長崎的強勢。尤其在外交上的「臣屬」角色，也令「海盜」荷蘭在以武力的擴張上有所忌憚，每一次出擊都得擔心受害者前往長崎申訴，換來嚴厲的制裁。

巴達維亞城在荷蘭殖民時期，城局限於牆內，城外只有村莊、果園和稻田。（圖片來源 / wki）

徳川家康朱印狀/荷蘭國立公文書館蔵（圖片來源/wiki）徳川家康朱印狀，荷蘭國立公文書館蔵。（圖片來源/ wiki）

武力的綁手綁腳，最直接的表現，是和鄭芝龍、鄭成功勢力的衝突。鄭氏的海洋網絡代表著來自華人社群的力量，龐大的海上網路和荷蘭高度重疊，控制相同的市場，不時發生大小摩擦，鄭成功攻占台灣可以說是雙方衝突的最高峰。但當德川幕府基於中國方面的商業利益，並試圖擴大影響力的諸多考量下，選擇加強對荷蘭的管轄權，逼使荷蘭放棄了對鄭氏的報復。荷蘭人以西方法律觀念，想要做為征討鄭氏的合法性基礎，但對幕府官員毫無效果，反而困在德川幕府所打造的「管轄權迷宮」之中，失去了戰鬥的能力。

1628年發生在台灣大員的主權衝突，是另一更好的例子。荷蘭原本希望以澎湖為據點，和中國明朝大規模衝突，最後雙方達成協議，讓荷蘭人在台灣大員建立「熱蘭遮城」（安平古堡）當作基地。荷蘭依據西方的法律和慣例，宣布擁有對該地的主權，但日本幕府拒絕承認，除了不符合日本的商業利益，日方也沒有「主權」的概念。最後以濱田彌兵衛持朱印狀來台買賣生絲為引線，雙方徹底決裂。當幕府以查扣日本本土荷蘭商船做為報復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只能退讓，甚至引渡大員長官諾伊茲（Pieter Nuyts）至日本監禁，四年後再以巨大的銅製枝形吊燈為禮物，將他贖回，並經由種種儀式，再次表達了對日本幕府的順從和效忠，徹底被日方所「馴化」。

大員港市鳥瞰圖（17世紀），藏於荷蘭米德爾堡哲烏斯博物館。（圖片來源 / wiki）

如本文一開始說的，《公司與幕府》除了提供史事的補充外，最重要的還是觀點和視角的突破，呈現給讀者的不再是「征服者」的西方，而是在衝突中不斷被「馴化」的西方。本書也顛覆了從陸地出發看待東亞歷史的視角，描繪出以德川幕府為中心的海洋秩序，以及在這秩序下，同時於海洋上競逐的各方勢力。經由海洋的視角，重新將過去訴說成新的故事，而這則新故事又讓讀者抛棄陳見，重新加深了對歷史的理解。

大陽底下或許沒有新鮮事，但總有一些因為光影交錯，讓人忽略或誤判的暗角，好的歷史研究就是要引領人們認識這些暗角的重要和意義，這也正是《公司與幕府》一書的價值所在。

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翁稷安
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事務裡，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