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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眾文化出發的反抗:讀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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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bn

 

當談到思想或思想史研究,你會聯想到什麼?

漫畫、漫才、寶塚、流行歌曲、旅行指南……?這些我們所熟悉的日本事物,大概都不會第一時間在腦海裡浮現的答案。即便在多數人都是經由這些媒介開啟了對日本的興趣,進而產生好感或認同,然而一旦談起思想或文化這樣「高深」的概念,這些通俗的日常娛樂,似乎總有些難登大雅之堂的尷尬。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精裝)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精裝)

這是建築在菁英邏輯的偏見,將重要的思想家或是正典,當作形塑思想或文化的關鍵要素。這樣的見解不能說錯誤,卻只看到思想和文化的靜態固化質地,忽視了實際運作的動態流轉。思想、文化最終必須要和生活融合,才會擁有實踐的重量;同樣地,日常之中看起來微不足道、理所當然的人事物,都是思想、文化的展現。歷史學者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一書,以「思想如微血管般遍布整個社會」的譬喻,來形容「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兩者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

日本戰後著名思想巨匠的鶴見俊輔,在《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年-1980年》一書中,便運用了前述大眾流行事物,鮮明地捕捉了思想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之中,激盪出的生猛活力。

本書和《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以鶴見俊輔1979年至1980年在加拿大的講課內容為底本,原稿為英文,之後再增修出版日文版本。戰爭時期的《精神史》是上學期,戰後的《大眾文化史》則為下學期,兩者合觀,可以見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前後,思想地貌的劇烈變化。《精神史》此前在台灣分別有李永熾版(學生書局,1984)和邱振瑞版(行人,2008,本次馬可孛羅版為此譯本的重出)不同譯本,但《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年-1980年》遲遲未有中譯,此次出版,終於讓台灣讀者有機會完整理解鶴見的思想世界。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

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原書《精神史》的英文為intellectual history,《大眾文化史》的英文為cultural history,論及兩者多半會視為學術典範的轉移,即上世紀80年代所謂的「文化轉向」,學界研究的焦點從上層移轉到下層。但作者將兩者合用,以上層菁英思想討論戰時,以大眾文化解析戰後,不單只是學術視角的選擇,而是史觀的判斷,涉及了「轉向」這關鍵的概念。

作者以「轉向」貫穿了整部《精神史》,「轉向」是日本戰爭期間所衍生出來的詞彙,最初用來指稱1920年日本共產黨人遭逮捕後,在獄中改變政治思想的變節,由左翼「轉向」對國家擁護,至1930年代,「轉向」一詞成為日本的常用語。「轉向」在鶴見看來,具有思想上的重要意義,代表著「在國家權力之下造成思想的轉變」,他更進一步細分為兩個層面,「其一是國家強制力的運用;其二是個人或團體在面對壓力時,他或他們自己所選擇的反應。」前者為強制力的作用,後者為自發性的呼應,就「轉向」的運作機制而言,兩者缺一不可。

《精神史》就順著這兩個面向,描繪戰前和戰時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如何在政府推動下以「國體論」主宰日本,過程中利用根深蒂固的「鎖國」性格,讓知識分子在封閉的環境下,主動、被動「轉向」成為合理化政府政策的推手。經由對此時期知識人的觀察,他從國體論的根本提出批判,認為「把日本的傳統美化成絕對的普遍原理」,是對日本傳統的誤解和扭曲,忽視了日本傳統的特徵應該是:「無論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時代,都避免用同一種方法去結合或束縛他人。換句話說,重建開放、兼容的思維,才是日本身為世界一員應有的態度。

《大眾文化史》裡,則藉漫畫、漫才、流行歌曲……等大眾藝術,指出這些看起來處於「邊緣」的事物,欲保有著開放的精神,並對大我進行深淺不一的反抗,雖然聲音微弱,仍是「轉向」風潮中少數的逆流。

「轉向」並未隨著戰爭落幕而結束,反而以新的變形在戰後持續作用。在鶴見對戰後日本的描述中,無論在物質或心靈層次,都是飽受戰火摧殘的荒原,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架構下,成為美軍的棋子。經由在美方刻意安排,無論是天皇戰爭責任、投降方式、美軍是否為實質占領、戰犯審判的正義與否……等等,處處充滿混沌不清的灰色空間,「模稜兩可」的特性,符合了日本官僚階層和美國東亞戰略布局雙方的利益。美方雖然引進了全新的普世價值,但也恢復了戰時日本既有的政治勢力,無論從天皇、政閥、財閥、官僚結構或文官培育系統,皆在美方支持重新聚合,以求治理的穩定。唯一不同的,是戰前戰時軍國主義的野心,被經濟帝國主義的國策所取代。「轉向」在戰後以不同的樣貌復燃,日本至上的態度,也依附著經濟的成功再次崛起。

大眾文化成為和「轉向」對立的存在,漫畫和漫才是書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日本漫畫是美國漫畫和日本浮世繪相融合的結果,鶴見特別舉了白土三平水木茂柘植義春等日本漫畫的開拓者,他們筆下的角色呈現出不同於日本政府或占領者鼓吹的價值,試圖尋找屬於個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漫才在日本歷史悠久,從江戶時期開始,演出內容就暗藏著對權力者和社會的嘲諷,即使在戰時的高壓氣氛,漫才師仍然以笑哏不斷地對體制發動攻擊,在戰後也不時嘲笑著占領體制運作的僵化。當然,並非所有大眾流行都是反「轉向」的,例如 NHK電視台的開播就是為了凝聚、統一日本國民為主旨,但因為有漫畫或漫才這類大眾藝術的異議者挑戰,戰後日本文化才能維持著開放的希望。

也因此從《精神史》《大眾文化史》,可以視作從國家權力壓迫下的「轉向」,到大眾文化與之抗衡的歷程。

另一方面,從《精神史》《大眾文化史》,也是「轉向」形態的變化。鶴見俊輔敏感地察覺,戰後日本高度的經濟成長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果戰爭時期的日本,是透過國體觀念的裝置,向人民導入戰爭體制,戰後影響人們的,不再是觀念裝置,而是高速公路、新幹線、彩色電視機和食物的改變,這些物質裝置徐緩地將眾人導入「順服」的狀態,「所以我們都沒有自覺,自己的膝蓋在某時已經趨近九十度地跪下了」。這種物質所創造的利己主義,雖然抑制了戰前的軍國主義,但也造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封閉性,對公眾或國際事物的消極,對美國的軍事壓力選擇了順從。如同漫畫和漫才扮演的異議者,作者對利己主義也並非全然的灰心,比如,以關心自身居住環境出發的環保運動,即是以一般市民為主體,對物質裝置「轉向」的反動,兼容著西方公民運動和日本的村落傳統,擺脫了政黨的指揮,多半針對「事件」而聚散,目的是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

由上而下的「轉向」持續在今日世界蠢動,來自無名大眾的力量也正努力與之對抗,世人必需對前者保持警醒,對後者給予關注和支持,才不致於讓歷史的憾事再次重演,這或許是貫穿《精神史》《大眾文化史》最核心的主題。

鶴見俊輔(1922-2015)日本戰後著名哲學家、評論家、大眾文化研究者、政治運動家,被譽為日本近代思想界的巨人。

鶴見俊輔出生於1922年,於2015年以93歲高齡去世,《戰爭時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年-1980年》是他一生治學的精華,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絕非兩三千字的篇幅所能道盡。這兩本書像是耀眼的鑽石,從不同的角度的觀看,都有無數的細節值得讀者慢慢反思。打造出這顆鑽石的,是鶴見俊輔永遠站在邊緣的戰鬥身影,對抗著來自國家社會的外在壓力,以及個人內在的軟弱和妥協。在對抗的同時,他又採取著寬容的態度,不批判「轉向」者個人,而是試圖還原他們的處境,提煉出抽象化的普世觀點,提醒世界各地的人們對類似的高壓處境抱持警覺。

本書雖然完成於近40年前,但在坊間眾多深淺不一的日本研究中,作者對日本思想本質的洞悉,仍然是少數鞭辟入裡,見樹又見林的必讀之作。即使不從理解日本的角度,書中那面對國家權力的擴張,進而對人性扭曲的「轉向」,相信對許多讀者而言,亦是不會太遙遠、且步步進逼的邪惡。

鶴見俊輔先生作品集套組: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鶴見俊輔先生作品集套組: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翁稷安
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事務裡,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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