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眾文化出發的反抗：讀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深讀10分鐘-#每天閱讀幾分鐘-OKAPI閱讀生活誌

當談到思想或思想史研究，你會聯想到什麼？

漫畫、漫才、寶塚、流行歌曲、旅行指南……？這些我們所熟悉的日本事物，大概都不會第一時間在腦海裡浮現的答案。即便在多數人都是經由這些媒介開啟了對日本的興趣，進而產生好感或認同，然而一旦談起思想或文化這樣「高深」的概念，這些通俗的日常娛樂，似乎總有些難登大雅之堂的尷尬。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精裝)

這是建築在菁英邏輯的偏見，將重要的思想家或是正典，當作形塑思想或文化的關鍵要素。這樣的見解不能說錯誤，卻只看到思想和文化的靜態固化質地，忽視了實際運作的動態流轉。思想、文化最終必須要和生活融合，才會擁有實踐的重量；同樣地，日常之中看起來微不足道、理所當然的人事物，都是思想、文化的展現。歷史學者王汎森於《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一書，以「思想如微血管般遍布整個社會」的譬喻，來形容「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兩者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

日本戰後著名思想巨匠的鶴見俊輔，在《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年-1980年》一書中，便運用了前述大眾流行事物，鮮明地捕捉了思想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之中，激盪出的生猛活力。

本書和《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以鶴見俊輔1979年至1980年在加拿大的講課內容為底本，原稿為英文，之後再增修出版日文版本。戰爭時期的《精神史》是上學期，戰後的《大眾文化史》則為下學期，兩者合觀，可以見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前後，思想地貌的劇烈變化。《精神史》此前在台灣分別有李永熾版（學生書局，1984）和邱振瑞版（行人，2008，本次馬可孛羅版為此譯本的重出）不同譯本，但《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年-1980年》遲遲未有中譯，此次出版，終於讓台灣讀者有機會完整理解鶴見的思想世界。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

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原書《精神史》的英文為intellectual history，《大眾文化史》的英文為cultural history，論及兩者多半會視為學術典範的轉移，即上世紀80年代所謂的「文化轉向」，學界研究的焦點從上層移轉到下層。但作者將兩者合用，以上層菁英思想討論戰時，以大眾文化解析戰後，不單只是學術視角的選擇，而是史觀的判斷，涉及了「轉向」這關鍵的概念。

作者以「轉向」貫穿了整部《精神史》，「轉向」是日本戰爭期間所衍生出來的詞彙，最初用來指稱1920年日本共產黨人遭逮捕後，在獄中改變政治思想的變節，由左翼「轉向」對國家擁護，至1930年代，「轉向」一詞成為日本的常用語。「轉向」在鶴見看來，具有思想上的重要意義，代表著「在國家權力之下造成思想的轉變」，他更進一步細分為兩個層面，「其一是國家強制力的運用；其二是個人或團體在面對壓力時，他或他們自己所選擇的反應。」前者為強制力的作用，後者為自發性的呼應，就「轉向」的運作機制而言，兩者缺一不可。

《精神史》就順著這兩個面向，描繪戰前和戰時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如何在政府推動下以「國體論」主宰日本，過程中利用根深蒂固的「鎖國」性格，讓知識分子在封閉的環境下，主動、被動「轉向」成為合理化政府政策的推手。經由對此時期知識人的觀察，他從國體論的根本提出批判，認為「把日本的傳統美化成絕對的普遍原理」，是對日本傳統的誤解和扭曲，忽視了日本傳統的特徵應該是：「無論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時代，都避免用同一種方法去結合或束縛他人。」換句話說，重建開放、兼容的思維，才是日本身為世界一員應有的態度。

在《大眾文化史》裡，則藉漫畫、漫才、流行歌曲……等大眾藝術，指出這些看起來處於「邊緣」的事物，欲保有著開放的精神，並對大我進行深淺不一的反抗，雖然聲音微弱，仍是「轉向」風潮中少數的逆流。

「轉向」並未隨著戰爭落幕而結束，反而以新的變形在戰後持續作用。在鶴見對戰後日本的描述中，無論在物質或心靈層次，都是飽受戰火摧殘的荒原，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架構下，成為美軍的棋子。經由在美方刻意安排，無論是天皇戰爭責任、投降方式、美軍是否為實質占領、戰犯審判的正義與否……等等，處處充滿混沌不清的灰色空間，「模稜兩可」的特性，符合了日本官僚階層和美國東亞戰略布局雙方的利益。美方雖然引進了全新的普世價值，但也恢復了戰時日本既有的政治勢力，無論從天皇、政閥、財閥、官僚結構或文官培育系統，皆在美方支持重新聚合，以求治理的穩定。唯一不同的，是戰前戰時軍國主義的野心，被經濟帝國主義的國策所取代。「轉向」在戰後以不同的樣貌復燃，日本至上的態度，也依附著經濟的成功再次崛起。

大眾文化成為和「轉向」對立的存在，漫畫和漫才是書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日本漫畫是美國漫畫和日本浮世繪相融合的結果，鶴見特別舉了白土三平、水木茂、柘植義春等日本漫畫的開拓者，他們筆下的角色呈現出不同於日本政府或占領者鼓吹的價值，試圖尋找屬於個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漫才在日本歷史悠久，從江戶時期開始，演出內容就暗藏著對權力者和社會的嘲諷，即使在戰時的高壓氣氛，漫才師仍然以笑哏不斷地對體制發動攻擊，在戰後也不時嘲笑著占領體制運作的僵化。當然，並非所有大眾流行都是反「轉向」的，例如 NHK電視台的開播就是為了凝聚、統一日本國民為主旨，但因為有漫畫或漫才這類大眾藝術的異議者挑戰，戰後日本文化才能維持著開放的希望。

也因此從《精神史》和《大眾文化史》，可以視作從國家權力壓迫下的「轉向」，到大眾文化與之抗衡的歷程。

另一方面，從《精神史》和《大眾文化史》，也是「轉向」形態的變化。鶴見俊輔敏感地察覺，戰後日本高度的經濟成長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果戰爭時期的日本，是透過國體觀念的裝置，向人民導入戰爭體制，戰後影響人們的，不再是觀念裝置，而是高速公路、新幹線、彩色電視機和食物的改變，這些物質裝置徐緩地將眾人導入「順服」的狀態，「所以我們都沒有自覺，自己的膝蓋在某時已經趨近九十度地跪下了」。這種物質所創造的利己主義，雖然抑制了戰前的軍國主義，但也造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封閉性，對公眾或國際事物的消極，對美國的軍事壓力選擇了順從。如同漫畫和漫才扮演的異議者，作者對利己主義也並非全然的灰心，比如，以關心自身居住環境出發的環保運動，即是以一般市民為主體，對物質裝置「轉向」的反動，兼容著西方公民運動和日本的村落傳統，擺脫了政黨的指揮，多半針對「事件」而聚散，目的是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

由上而下的「轉向」持續在今日世界蠢動，來自無名大眾的力量也正努力與之對抗，世人必需對前者保持警醒，對後者給予關注和支持，才不致於讓歷史的憾事再次重演，這或許是貫穿《精神史》和《大眾文化史》最核心的主題。

鶴見俊輔(1922-2015)日本戰後著名哲學家、評論家、大眾文化研究者、政治運動家，被譽為日本近代思想界的巨人。

鶴見俊輔出生於1922年，於2015年以93歲高齡去世，《戰爭時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和《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年-1980年》是他一生治學的精華，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絕非兩三千字的篇幅所能道盡。這兩本書像是耀眼的鑽石，從不同的角度的觀看，都有無數的細節值得讀者慢慢反思。打造出這顆鑽石的，是鶴見俊輔永遠站在邊緣的戰鬥身影，對抗著來自國家社會的外在壓力，以及個人內在的軟弱和妥協。在對抗的同時，他又採取著寬容的態度，不批判「轉向」者個人，而是試圖還原他們的處境，提煉出抽象化的普世觀點，提醒世界各地的人們對類似的高壓處境抱持警覺。

本書雖然完成於近40年前，但在坊間眾多深淺不一的日本研究中，作者對日本思想本質的洞悉，仍然是少數鞭辟入裡，見樹又見林的必讀之作。即使不從理解日本的角度，書中那面對國家權力的擴張，進而對人性扭曲的「轉向」，相信對許多讀者而言，亦是不會太遙遠、且步步進逼的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