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銷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描述辭掉工作當起平凡家庭主婦的南韓女性,在日常生活受到的性別歧視,及一路成長經歷社會對女性的不友善,從書籍到改編電影接連創下佳績,在台灣也引起不小迴響,掀起熱議討論。
根據行政院甫公布的2020年性別圖像,台灣性別平等表現為全球第9名,居亞洲之冠。但你我的真實感受也是如此嗎?即使台灣的勞動力參與率、職場性別差距都比韓國來得小,在82年出生的女性,命運是否和金智英完全不同?接下來「OKAPI性平健檢小組」將陸續透過系列專題,與大家一起重新檢驗我們身處環境的性平現況。
首先,讓我們對照《82年生的金智英》的故事,假想一位同樣是1982年出生的台灣女性陳雅婷,她的故事會是什麼樣子呢?
82年生的陳雅婷
──她的故事,也可能是你我的真實人生。
插圖=鼻妹
陳雅婷(註1),1982年生於台灣,她出生的那一年,一群覺醒女姓成立了婦女新知雜誌社,以李元貞為首,開啟了女性權益的推動之路,以雜誌之名,行婦運之實,以探討婦女日常切身議題,代替高舉女性主義旗幟。
陳雅婷的祖母李黃阿花,在日本殖民時期,家族改從日姓,因此變成松本花子。受到日本政府施行的一些鼓勵女性就業政策影響,成為廢除纏足、成立女子教育、設置托兒所的受惠者,終於有機會稍微放下鋤頭及家事,走入學校。1920年代,日本政府在台灣推展的蔗糖政策,剝削農民勞動成果,漸漸產生不滿及抗爭。1930年代,也開始有女性因為對低劣的勞動條件不滿,而發動許多罷工事件。
陳雅婷的母親李秀蘭,正好經歷1970年代的出口導向時期帶來經濟的發展,隨著大多數的女性一起離開鄉村投入製造業生產線,成為台灣經濟奇蹟的重要支柱。1982年陳雅婷出生的時候,連續爆發了好幾次礦坑意外,爸爸雖無大礙,但也親眼目睹同事的慘狀,受到嚴重的心理創傷,無法再下坑工作。緊接著是1990年代的大量關廠潮,許多企業假借關廠名義開除員工離開台灣,改到中國及東南亞設廠,造成李秀蘭跟許多工作數十年的女性勞工一樣,被中高齡失業,非但拿不到資遣費,甚至有些同事因為工傷、職災難以再重新投入職場。
陳雅婷的幼年時期,見證了1990年代台灣社會的動盪,當時有許多政治、社會團體崛起,掀起一波改革的開端。1989年,台灣社會解嚴,陳雅婷七歲,婦女新知正式登記成立基金會,上街聲援國父紀念館女性員工,抗議當時各企業、公家單位在錄用女性前要求簽下同意在結婚或生子或30歲之後將自動辭職的不公平契約,並召集學者專家來研擬草案、舉行公聽會,要求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又聯合其他團體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民法中親屬、繼承編之修法,改善女性在婚姻家庭的法律地位。當時她的母親李秀蘭因為工廠關廠移往海外而失業回到家中,她的父親則因為之前的礦坑爆炸事件無法繼續工作,酗酒多年仍然走不出職災的陰影。
陳雅婷大學畢業之後,在一間被日商併購的中小企業工作。面試時,主管曾經問過是否有結婚、懷孕生子的打算,當時的雅婷並沒有想到這麼遠,只覺得先有工作再說,靠著強烈的上進心而通過面試錄取。在一次的聯誼活動中,她認識了現任的先生,交往三年之後決定結婚。婚後雅婷一如往常的上班,正好來台巡視的日本主管對她很有好感,邀約她一起共進午餐,後來也經常找各種理由要她單獨到會議室見面,被主管突如其來的牽手、摟腰已經是家常便飯,因而只能暗自吞忍。
不久之後,雅婷發現自己懷孕了。原本與同事關係良好,也受到主管照顧的她,突然變成一個「麻煩人物」。忍著懷孕初期的不適,雅婷持續工作,但有時候還是會沒辦法如期達成工作的要求。雖然她也跟主管說了身體狀況,但還是經常被同事、主管的白眼跟刁難,讓她開始覺得自己是不是不該再「麻煩別人」,好好的回家帶小孩。但她在工作上獲得的成就,跟未來可以預期的職涯,又讓她有點難以抉擇⋯⋯
雅婷與她家人的故事,正是台灣勞工,特別是女性勞工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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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嚴後飛躍進步,卻未能落實的女性勞動權益談起
台灣政治解嚴後,因為經過婦女新知基金會與其他婦女團體、勞工團體一起努力,女性的勞動權益在法律上有了飛躍式的前進:〈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職場性騷擾處理機制、雇主的防治責任及處理義務、保障工作權、不能因為年齡性別等因素有所歧視、生理假、產假、育嬰留職停薪……等等,經過12年的倡議,終於在2001年立法三讀通過,隔年(2002)的3月8日母親節實施。
育嬰假留職停薪申請數
據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資訊,自2009 年 5 月起陸續將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納入社會保險後,男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比例從2009 年 5 千件,逐年增加至 2017 年 1.6 萬件,約成長 2.2 倍,但育嬰假上路10年後,男性申請人數才逐漸破千,仍不到整體申請件數的 2 成。
然而,並非立法施行之後就天下太平了。根據勞動部統計,〈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訴案件當中,仍然有超過四分之一是工作平等措施,例如產假、生理假、育嬰留職停薪等,工作平等措施當中超過55%是育嬰留職停薪,包含復職有關的申訴。
為了真實理解目前職場上女性所面對的歧視與不友善狀況,婦女新知基金會在2015年母親節前夕做了「友善生育職場大調查」,發現仍然有12%的受訪者表示「曾遇過企業要求員工簽署或承諾不利懷孕員工的規定」,像是懷孕必須接受調職、減薪或是自動離職,甚至要求員工不能同時懷孕,要「排隊輪流懷孕」,或是產後復職的工作量加倍,以「補償懷孕期間減少的勞動」。
除了懷孕歧視以及職場對於生育的不友善之外,敵意式環境跟交換式性騷擾也仍然經常發生,前面提到的勞動部統計數據中,在〈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訴案件當中,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申訴案件與性騷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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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似乎性別平等時代的女性「真實處境」
當我們回頭看近幾年的職場性別問題,便會發現,相較於30年或50年前,我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們確實向前邁進了一些。例如:30年前,性騷擾的受害者只能默默吞下暗自哭泣,或是以其他私人管道解決——媒體爆料、黑函、找人「教訓」對方等。現在職場性騷擾問題有〈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可依法處理,雇主知悉性騷擾狀況時,必須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否則會被政府開罰,後續也必須依照員工申訴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的調查及會議等,若當事人不滿性平委員會結果,可以再到地方政府勞動主管機關申訴。
社會氛圍也慢慢看到以女性為主體的抗爭或倡議行動——2013年起的國道收費員抗爭,主要成員以女性為主;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也是以女性為主,訴求不得任意更改勞工現行報到處及工時計算方式,以減少過勞問題;專櫃暨銷售人員(即我們俗稱的櫃姐)組織成立工會,訴求百貨公司不能禁止專櫃人員坐下休息及喝水,並且要求將「防災假」立法,風災期間勞工應比照公部門停止上班,維護服務業勞工生命安全;2019年發生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同樣是以女性空服員為主(長榮航空30年來沒有男性空服員),再次引發許多對於工會、性別平等、職場性騷擾等相關討論。
但仔細端倪,女性勞工及多元性別/性傾向勞工的實際處境,突然覺得,現況似乎也沒有進步太多。像是罷工抗爭的女性空服員被譏笑「不想工作的公主」、「任性的金釵」等。政治人物也經常「失言」,以性別歧視語言形容其他女性政治人物或候選人。與《82年生的金智英》當中提及如雙親如何分擔照顧的責任、婆媳問題、女性在婚育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情況相較,台灣似乎與之差距不大。
2019年6月20日,長榮航空與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歷時約兩年共計20多次協商未果,宣布全面罷工並提出調整日支費、改善疲勞航班、增設勞工董事等訴求。為期17天的罷工期間,公共言論出現各種貶抑勞動、歧視女性的用詞,如「公主病」、「金釵」、「傲嬌」甚至「母豬」等惡質言論出籠,側面打擊這場以女性為主體的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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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動改變?哪些管道可以求援?
性別真的已經平等了嗎?特別是〈性別工作平等法〉在台灣立法通過、施行17年後的現在。
事實上,婦女團體這些年一直不間斷向立委遊說,提出持續修法建議,2017年參與反對〈勞基法〉修惡的抗爭,2019年推動「長期照顧安排假」,拒絕女性因照顧離職,呼籲政府提供友善職場及托育服務。他們也接受民眾的電話諮詢,匯集個案做為修法參照......。
法律制度漸趨完善,並不意味女性從此就能當個幸福快樂的職業婦女。更多時候,職場性別平等的困境,來自於許多人不知道這些保障,因此,社會教育與性平教育仍是重要的一環。
民間團體發現這樣的狀況,也開始積極參加可以接觸民眾或對外宣導的活動。2019年,婦女新知基金會辦理名為「你我她的勞力事」的勞工影展,也試著與學校老師合作,到校舉辦講座。2020年則更希望透過大學生營隊活動,吸引青年學生加入落實性平的行列。
公民團體除了不斷督促政府,也到學校辦講座、營隊,只為補足家庭與學校裡不足的性平教育,以及並未從小開始養成,或社會缺少鼓勵公眾據法爭取個人權益的習慣。
畢竟,性平概念與意識的推廣和落實,仍是仰賴身為公民的每一個人,跟上甚至加速〈性別工作平等法〉的修法及落實,才能時刻監督並共創真正零歧視、性別友善的職場。
※ ※ ※
回到82年生的雅婷的故事。2020年的她,將滿38歲,正是人生最精采的階段,卻也到了婚育年齡的尾巴。如果〈性別工作平等法〉真正落實,結婚、懷孕生子、照顧家人不再是職場難以啟齒的事,社會也有更多資源可以選擇、配搭,會不會雅婷的故事能有些不一樣的轉折?如果雅婷站出來爭取、抗議,公司會不會變得不一樣?
這個故事的答案,就在你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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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陳雅婷為作者所捏造的角色,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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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OKAPI閱讀生活誌長期關注性平議題,設立有「性平閱讀.閱讀性平」專區,並於2020年起組成「OKAPI性平健檢小組」,將陸續透過系列專題,與大家一起重新檢驗我們身處環境的性平現況。相關專題即將上線,請按下追蹤作者獲得上線通知。
本專題特約主編:江家華、特約編輯:林姵菁、陳亭聿、責任編輯:何曼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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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婦女新知
1982年,由一群女性主義者成立台灣第一個女性主義雜誌社「婦女新知雜誌社」,1987年解嚴後改組為基金會,36年來倡議多項性別政策改革。1994年起培養多名婦女法律諮詢志工,提供婚姻家庭法律的電話諮詢服務。早年爭取墮胎合法化、關心雛妓議題,90年代引領婦運走向政策化與法制化,要求行政院制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設置性別專責機構等。近年提倡托育及長照公共化、性別友善職場、身體自主、伴侶權益、婚姻平權,持續監督教育、媒體及司法體系、年金政策中的性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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