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國家》日文版書封
2017年11月5月,即《非正常國家:透視美國對日本的支配結構》日文版(『知ってはいけないー隠された日本支配の構造』,講談社)面市後兩個月,在日本東京出現了以下的歷史畫面:那是川普首度以美國總統的身分訪問日本。不過,美國總統專機「空軍一號」既不是降落在東京市內的羽田機場,也非緊鄰東京的千葉成田國際機場,而是降落在東京都福生市的美軍橫田基地。
即便來到日本首都,迎接川普的卻不是當時的日本天皇明仁,亦非首相安倍晉三,當然更不是方於當年夏秋之間捲起政治旋風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而是一名美國軍人——駐日美軍司令馬丁尼茲(Jerry Martinez)。
換言之,事實上川普是從美國到了美國,而不是從美國到了日本。只是那個美國位於日本而已。
因此,現場看不到任何由日本準備的歡迎儀式,亦無日本國旗飄揚。川普穿上美軍司令給他的美國空軍飛行夾克後,隨即用英語對著近兩千名美軍及日本自衛隊演講。這些日本自衛隊自然也在美軍司令的指揮之下,演講會場同樣只見美國國旗。
眼尖的讀者應該已經看出筆者所指為何。而這也是矢部宏治先生在《非正常國家》一書中所欲揭示的祕密。
戰後以來,日美是同一國、美軍和日本自衛隊是同一支部隊,或者對美軍而言,日美並無國界……除此之外,最重要的還有一個無法說出口的事實,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70餘年,日本仍然未脫敗戰」。
的確,這就是眼前日本的實際狀況。
日本當中存在著美國。或者嚴格來說,自戰後至今,日本持續處於美軍的占領之下。然而,日本人輕鬆地忘卻美國存在於日本之內,同時也遺忘74年前他們仍將美國人視為「鬼畜」的過去。若依照作家立花隆的說法,日本的年輕人甚至不知道不久之前日美曾經交戰,當然也不可能了解日本國內為何設有美軍基地。他們只知道:由於全球最強的美軍(第七艦隊)保護著日本、所以日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以上敘述,可謂20世紀末NHK兒童新聞名主播池上彰對日本孩童的日美關係「標準」解說。在日本,只要當過小朋友經歷過童年,或曾養過育小朋友的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不受日本政府管控的東京上空
不只臺灣的讀者一無所知,連大部分的日本人也不知道,戰後至今,東京的上空依然由美軍控制。相對地,各位千萬別懷疑,臺北的上空百分之百是由中華民國的空軍所控制。亦即就連和臺灣這個「不是國家的國家」相較,日本這個理應「是國家的國家」,實在一點都不像國家。
本書作者矢部宏治在書中運用極大篇幅「說明」東京周邊美軍「橫田空域」的存在,致使自韓國仁川或中國北京方面飛往日本的國際班機,甚至從日本石川縣小松機場及富山縣富山機場飛往東京羽田機場的國內線,都必須忍受異常的飛行路徑,並長期承受沒有必要的風險以及多餘的飛行成本。
首都圈上空的橫田空域(圖/遠足文化提供)
東京都心(二十三區內)的橫田空域分界(圖/遠足文化提供)
至此若借用一些安倍晉三或日本保守右派諸如「脫離戰後體制」、「走向正常國家」、「找回美麗的日本」、「拿回強大的日本」等政治語言,讀者將更加明瞭戰後日本的現實。而日本右派所欲表達的,則不過是「脫美」及「脫戰後」而已。
但是,日本人日常性在「絕對矛盾」下追求「自我同一」(identity)的哲學性格,在此也毫無保留地展現。於是日本的保守右派可以一邊思索「修憲」、一邊要求強化「日美同盟」。相反地,日本的進步左派可以在「護憲」之餘,卻又反對「日美同盟」。也就是說,只有日本人才能超克(overcome)主體性的限制,輕鬆地出現反體制的保守右派,同時又出現固守體制的進步左派。
對於筆者而言,日本是一面鏡子,也是一種方法。儘管美國和中國極為異質,但是日本人對付強大美國的哲學思考,無論如何皆値得臺灣參考。
日本永續戰敗的遠因近果
歷史的發展,永遠比我們任何人想像的更為複雜並且多線。
雖然,本書作者在文中不斷強調日本對外獨立、對內最高的國家(國民)主權受到包括「日本的空域全在美軍的支配下」、「美軍在日本全境享有治外法權」、 「對於美軍而言,美日韓無國境」、「控制日本的是美軍+日本官僚」、「日美密約與潛規則掌控日本」、「日本政府不受憲法規制」、「日本的重要文件一開始都由美國人起草」、「自衛隊是在美軍指揮之下」等來自美軍及美國的嚴重侵蝕,但是誠如池上彰所言,戰後日本確實成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1945年至今,再也不見煙硝。
事實上,美軍基地或《日美安保條約》的確是日本戰後不受戰爭威脅的保障。然而,另一方面,「永續敗戰」的日本也確實存在,使得日本變成一個比臺灣還不正常的「非正常國家」。
日本政治學界並非缺乏這項認識,只是說得極其迂迴。
長期以來,日本政治學界習慣性地把與意識形態相關的政治過程稱作「大政治」(例如,外交、安保、憲政),反之將與民生政策相關的政治過程稱爲「小政治」(例如,福利、教育、醫療)。驅動「大政治」必須憑藉政治人物大開大闔的政治力;處理「小政治」則必須借重常任文官(官僚系統)鉅細靡遺的專業力。美日的分工,在此完美呈現,那就是美國負責「大政治」;日本處理「小政治」。
只要稍微回顧一下不算太長的美國國家發展史,讀者們即可清楚得知,美國史是一部由東往西、從大西洋往太平洋的擴張史。順著此一脈絡來看,1940年代的太平洋戰爭,事實上就是一場美日海洋利權的爭奪戰,戰爭的結果使得美國的勢力範圍進逼太平洋的最西岸,至今未曾離開,也不會離開。海洋利權的確保、通商障礙的排除、自由貿易體系的構築,正是美國三位一體永不退轉的國家利益。眼前「印太戰略體制」的構築,無疑就是美國海洋性格與通商主義的顯現,甚至是將印太兩大洋「内海化」的具體實踐。
毫無疑問,中國強力且迅速的歷史回歸,已使得以美國為中心的東亞安保體系和以中國、(中國以外的)東亞及美國之間的三角經貿體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緊張。一方面在經貿上,中國早已進入與美國及(中國以外的)東亞所構成的經貿體系之中。但是,另一方面,在以美國為中心的東亞安全保障體系中,中國則依然被排除在外。此一系統性的乖離,短期内調整困難,因此,暴力性的氣氛瀰漫。
「面對強大的鄰國,想要保有獨立自主的國格,極爲困難。如果日本想要堅守既不是東洋也不是西洋的立場,無論如何必須與遠方的勢力維持更強力的聯結;而與鄰近的巨大勢力更細心地相處。」
已經辭世23年的京都大學教授高坂正堯在其傳世名著《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中,明確指出上述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則。這是50年前高坂正堯留給日本人的叮嚀。
主詞換成臺灣同樣適用,只是在蘇聯消失、美國弱化、中國崛起的東亞,分寸的拿捏,實在難上加難。
陳永峰
1968年生,台中大甲人。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1993公費留學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法學碩士(1996),法學博士(2006)。現職為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專門為日本區域研究,東亞文明圈關係史,比較文明・比較文化論,比較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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