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我的靈魂，不必嚮往不朽的生命，
而要窮盡此生所有的可能性。
───品達，第三〈頌歌〉
卡繆以這段引言為《薛西弗斯的神話》揭開序幕，點出「活著」就是人所能做到的終極反叛。書出版時這位阿爾及利亞小子29歲，也在差不多的年紀，胡晴舫到香港媒體界工作，三年內出了四本書，彷彿用一支利筆證明自己活著。在世界大城市轉了一圈，2016年再因工作重回香港，這次胡晴舫交出長篇小說《群島》，隔著有形與無形的海洋書寫台北。
群島
「本來小說想取名叫『斷崖』。我覺得奇怪，在最民主開放的社會裡，資訊那麼流通的狀況下，人卻沒辦法對話。」群眾沿網嗜血已是日常，寫在小說裡分外驚心。惦拿一本書的厚度，讀者有幾十、上百頁的時間去認識一個人物，喊打喊殺的手突然變得沉重。「這是小說美妙偉大的地方，它的道德非常混亂。讀者藉由一本小說去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他會得到自己的結論。」胡晴舫由此細說寫作初衷。
從世代斷層出發，敘事思路航向每個人的內在小宇宙。「代溝不是今天才發生，只是網路更尖銳的點出這個現象，改變社會溝通的管道。」在小說、散文、評論兼及的胡晴舫看來，文學處理的是人類的情感，在尋求與他人建立親密感的同時，有了對生命的想像；為了實踐那份想像，於是想要不同的社會。「有人覺得發大財比較重要，有人覺得同婚比較重要，彼此就開始吵。」看透網路汪洋翻捲下的混亂共生，遂從斷崖寫成群島。
《群島》透露強烈的現世感，如果是社群媒體的使用者，一定認識自己身邊那個版本的莉蓮和憲宏──用臉書成精，太懂得要暴露哪部分美好自我的素人，以及立足浪尖，可以乘一件事而起、也能憑一件事被完全否定的商界名人。小說裡沒有誰是英雄誰是反派，誰遭逢莫大的命運反轉，他們只是隨著各自的個性與際遇而活。
既美好又可畏的群眾力量
「我的創作是一定要有足夠的『距離感』，才能夠持平的去處理，因為小說是重述一個世界，如果只寫我的想法是沒有意義的。小說家必須站在每個角色去幫他發言，你不喜歡的角色都要讓他說話。」胡晴舫也曾自我質疑，社群網路的現象還在繼續發展，選在此時出版《群島》，拉開的距離感夠了嗎？然而越過表象，小說深層處理的仍是她文學路上心之所繫，不脫「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描述一方面美好偉大，又帶著殘忍粗暴的群眾力量時，胡晴舫提到自己一直對法國大革命那段歷史感到著迷，「我的身分跟社會地位屬於群眾的一部分，自然而然要去擁抱所有的進步價值，渴望能有一些根本上的改變。」可是身為文學人，她必須抗拒下定論與全然擁抱。思考個人的複雜內在，思考群眾暴力的本質，在不斷辯證中寫作。
「高夫曼（Erving Goffman）講過，社會是一個小劇場，有時候時代情境或社會背景也在逼迫我們，被動扮演我們不想演的角色。」當小說中的角色突然在臉書熱血衝腦慷慨陳詞，一發不可收拾，胡晴舫寫的正是高夫曼名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描述的社會心理，「他們被逼到一個舞台上，劈哩啪啦開始講，講完突然覺得，幹嘛，不知道為什麼要講這些話。我想我們常都會這樣吧。」
現實裡懦弱，寫作中勇敢
無名者
一開始讓胡晴舫離家的，也是戲劇。台大外文系畢業後，胡晴舫赴美國念戲劇。她在散文集《無名者》有篇文章，描寫恆河邊有位算命師開示23歲那年發生一件事「讓你變成你，從此形塑眼前這個人」，說出已經發生的事不算預言，到頭來，算命是讓陌生人印證，決定命運的仍是性格。胡晴舫自剖，「向世界出發之後，開始知道自己的個性是什麼。我在那狀態下知道，我並不孤僻，可是我享受孤獨，孑然一身的感覺。我扮演好社會上期待的角色，是希望別人不要管我。」
此後遊走香港、東京、巴黎、紐約、台北，都市的尺度愈大，愈是混亂喧囂，個人愈能找到一片棲身地。寫作勇敢無畏而直接，在路上看到衝突選擇躲開，這對胡晴舫來說一點都不矛盾，「我在現實生活中比較無用，搞不好還有點懦弱……我喜歡不那麼純淨的世界，我要尊重對方的存在，在法律的範圍內留給他空間，頂多翻一個白眼。彼此喜歡或不喜歡，我們還是要共存。」
從《群島》裡的描述看得明白，胡晴舫不信「世代」，她信「時代」。她讀大學的前一年，台灣解嚴，此後風起雲湧，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任，鄭南榕自焚，天安門事件，野百合學運，社會在混亂中一分一毫往前推進。
「我常常跟外國人自我介紹說，我是台灣第一代一開筆就沒有傷痕的人。」她描述解嚴讓一代人重獲創作自由，想寫什麼無所顧忌，「台灣的文化承接了什麼，我當然就承接了什麼。我的直接是一種台灣的產物。」胡晴舫喜歡開玩笑，不過她的玩笑也帶著學問。「我講的很像是余英時在講的話──我在哪裡，台灣就在哪裡。我是有這種自信的，這是台灣給我的養分。」
迷惑亦是好事，徒勞不無舒暢
飄泊在外，台灣的處境與台灣人的身分也讓胡晴舫很早就開始思考人權。「我們很辛苦。我為什麼知道同理心那麼重要，是因為我是台灣人，我們如果不是長成這個樣子，我們根本不知道別人為什麼那麼辛苦。」生而為人，同等權利並不與生俱來。從自身處境推及眾生的生命權，在《群島》裡小說家用敘事者阿榮的角色做為隱喻，阿榮的身體是山脈、河流、草原、樹林與縱谷，享受孤獨，保有祕密，希望不受打擾，靜靜生死。要解阿榮的胸口鬱悶，遁逃並非解藥，城市人終歸回到城市才是安身立命處。
過去兩年接受文化部派駐香港，擔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胡晴舫身處洪流沖刷交會口，也是在這樣的困頓中她寫下《群島》。「香港這個城市滿個人主義的，比較貼近我的個人生命哲學。」在近日延續的反送中事件裡，胡晴舫看到她所理解的內在精神展現，「他們不需要領袖、不需要政黨，是每個個人做了決定，該出現時出現，你叫他留他也不一定會留，我覺得滿偉大的。」
面對究竟可以做些什麼的焦慮，胡晴舫選擇慢下來，回到思辨者的角色。在工作上，她把台灣的文化活動送到香港，用陪伴終結孤單。「香港的命運跟台灣的命運是不一樣的，我們只要借一只聆聽的耳朵，lend a listening ear，讓他們知道我們理解，這樣就夠了。一天下來，陪你喝一杯酒，朋友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在寫作中找到自由，胡晴舫不求改造世界或說服誰，「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當然是沒有道理，所做的事情終究可能都是徒勞。但是卡繆已經講了，如果你今天決定不自殺，你決定要活這一天，最後你只是為這個選擇負責。」薛西弗斯推到山頂的石頭會再滾下來，寫下的話語也許無用。「推石頭會流汗，流完汗之後你有一種通體舒暢的快感，這就是生命的過程，也是生命的樂趣。」
人一開始思考，就是開始受折磨。如果卡繆這句話說得沒錯，胡晴舫注定享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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