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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

從「致命女人╳私家偵探」交手的經典設定,看《烈日下的紅髮女子》如何翻新推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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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拉.李普曼)是個優秀出色的小說家,直言不諱地記述著當代的美國生活。
──《控制》作者 吉莉安.弗琳


38歲的亞當駕駛一輛卡車,來到德拉瓦州一座濱海小鎮貝維爾。路旁招牌寫著,這裡是「美國十大最佳小鎮之一」,不過亞當來此是為了其他理由。

他找到一處停車場,熄火下車,推開餐酒館「海呵」的大門,朝吧檯後方的金髮女侍點一杯葡萄酒。他確定那個皮膚晒得通紅、身穿粉紅配黃的細肩帶洋裝的紅髮女子注意到自己了,畢竟,有誰會在餐酒館點葡萄酒喝呢?

兩人漫不經心地說起話來,就像萍水相逢的搭訕,先是聊酒,然後是她身上的晒傷。更進一步認識彼此之前,亞當早就曉得她的名字:波莉,波莉.科斯特羅,有個男人委託私家偵探亞當調查這個女人。

烈日下的紅髮女子

烈日下的紅髮女子

這是美國作家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於2018年推出的新作《烈日下的紅髮女子》Sunburn)開場,故事在1995年的美國東部小鎮展開。過去以《貝塞尼家的姊妹》(What the Dead Know)、《愛麗絲與蘿妮》(Every Secret Thing)、「黛絲.蒙納漢系列」奠定她在推理文壇地位的李普曼,延續著眼於女性、美國文化、人物的神祕性等書寫特色,轉而挑戰黑色小說(noir fiction)題材,向前輩作家詹姆士.凱因(James M. Cain)致敬甚至企圖超越,是她出道二十多年來極具野心的書寫表現。不過,若想多了解這部作品的獨特之處,我們或許得倒轉時光一百年開始談起。



Laura Lippman曾任記者,後專事小說寫作。1997年出道至今,先以新聞工作經驗為靈感,創作《巴爾的摩藍調》等12部「黛絲探案」系列小說,以及《貝塞尼家的姊妹》《愛麗絲與蘿妮》《無期徒刑》等獨立作。(圖片來源 / 作者官網


1920年代,推理小說書寫仍以偵探(detective)角色為核心,並且逐步從短篇過渡到長篇。原本刊在報章雜誌上連載、福爾摩斯式的推理故事,其架構與格局日漸龐雜,令讀者樂於單獨購買一部長篇作品好好享受破案樂趣。彼時大西洋兩岸名家輩出,英國有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桃樂絲.榭爾絲(Dorothy L. Sayers),美國有S. S. 范達因(S. S. Van Dine)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走的是古典邏輯解謎、大展神探風采的路線。

20年代同時也是社會逐步恢復元氣、迅速擴張的十年,夾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8)至經濟大恐慌爆發(Great Depression, 1929)之間,一批美國作家試圖為推理小說探尋新的面向,尤其在偵探角色直接對應到的私家偵探(private eye)職業上,那可是一塊尚待開發的處女地。

1850年,蘇格蘭裔美國人艾倫.平克頓(Allan Pinkerton)創立了首家偵探公司,名為「平克頓國際偵探事務所」(Pinkerton 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客戶向他們提出委託、交付金錢報酬,偵探進行調查任務,提供資訊、物件等答覆給委託人。然而,現實世界裡的「偵探」不見得受過訓練、不盡然依法行事,可能扮演於法不容的復仇者角色、反過來對被調查者提出更高報償的勒索,或是捏造證據交差了事而造成更大的問題與麻煩。就連平克頓本人都曾自陳「偵探有時候必須『偏離真實的嚴謹道路』並『訴諸欺瞞』」,游走灰色地帶、承受傷亡風險、面對道德困境、近距離與犯罪拚搏甚至遭其吞噬,這才是偵探的「真實」。

The Black Lizard Big Book of Black Mask Stories

The Black Lizard Big Book of Black Mask Stories

20年代中期,卡羅爾.約翰.戴利(Carroll John Daly)開了第一槍,私家偵探瑞斯.威廉(Race William)在廉價雜誌《黑面具》(Black Mask登場,憑藉拳頭與槍枝辦案的硬漢風格,開啟了冷硬派(hardboiled)書寫熱潮,之後由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接棒,與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共同撐起1930至1960年間冷硬派推理第一個盛世。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中,創作者幾乎清一色男性,直到70年代後期梅西.米勒(Marcia Muller)、80年代蘇.葛拉芙頓(Sue Grafton)莎拉.派瑞斯基(Sara Paretsky)的出現,才見女性作家與主角的活躍。

這種性別的極端傾斜,同時反應在小說裡「蛇蠍美人」典型的建立:操弄男人為她們決鬥或犯罪、以媚態博取男性好感與同情、利用美色企求偵探網開一面等,為的是凸顯男性主人公堅持的原則信念亦或騎士風範。不過,這種刻板印象到了1934年有了新的變化:詹姆士.凱因的《郵差總按兩次鈴》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震撼了當時的讀者與書市,同時另闢出黑色小說的新天地。

郵差總按兩次鈴

郵差總按兩次鈴

一名流浪漢行經一家公路客店時受女主人姿色所惑,兩人連手成功殺害店老闆後,原以為能高枕無憂甜蜜廝守,但彼此之間脆弱的信任感與日益濃厚的猜忌,不但眼見罪行就要曝光,彼此的人生也將走向無法逆轉的崩壞不歸路……這種詳述情慾、犯罪、敗德的異色情節,在今日看來或許略顯平淡,可是在85年前的社會風氣底下,是格外驚世駭俗的。然則這部作品對推理小說發展造成極重要轉捩的關鍵,就在於從前述「偵探與惡的距離」迅速拉近、並切換到犯罪者的視角敘事再次拓展了推理書寫可觸及的範圍與深度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來審視《烈日下的紅髮女子》

亞當是個私家偵探,應徵餐酒館廚師工作好暗中調查波莉的行徑。波莉在沒說任何理由的情況下離開了丈夫和親骨肉珍妮,獨自來到貝維爾,徵得餐酒館老闆同意後當起女侍。波莉渾身散發致命的魅力,透過亞當從委託人那兒得知的資訊與自身的感受獲得驗證,而他自己就快越過偵探與被調查者間不可逾越的紅線。隨著相處時間增長,波莉身繫的謎團卻不減反增,一具具屍體的出現似乎都與她有關,亞當該相信波莉是無辜還是有罪?

李普曼在不同章節裡進入不同角色的內心,層層面面地刻劃幾位重要人物的思緒與神祕的過往,卻又巧妙交織出波莉與亞當複雜濃郁的情感變化。作者承接了前輩作家們打下的類型基礎,也輕巧地陳述危機四伏的詭譎情感,最終仍與犯罪脫不了干係,細膩交織成一面華美的錦繡──那又是硬派粗獷的男性書寫者難以企及的了。


冬陽
推理評論人。曾任臉譜出版主編、新經典文化副總編輯、讀癮出版副總編輯,現為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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