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逼著性侵受害學生沉默？連學校也沉默？──讀《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諶淑婷

今年三月初，我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的臉書上，看到一個讓人吃驚的數字，自2009年《教師法》修法立下所謂的「狼師條款」，性侵學生的老師一律解聘，從2011年起每年有50名狼師被解聘，到2017年累計人數到300人。

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

如果你問：「老師怎麼可以這樣做？」、「學校怎麼可以放縱這種事？」
我必須告訴你：很遺憾，校園裡的性犯罪不是個案或偶發。

這300名教師在數年、數十年的教職生涯中，侵害的學生何止一、兩位，那背後堆疊了多少慘烈的學生命運？至於那些躲過通報、手法細膩讓受害者難以舉證、還藏在校園裡的狼師還有多少？仔細想來讓人不寒而慄。因此，我無法不對撰寫《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的陳昭如湧起敬意，她蒐集事件調查時的性平調查報告、訪談錄音、媒體報導、公聽會資料，將四件曾經撼動台灣校園的狼師性侵案以文字重現。

一年解聘50名狼師算多嗎？根據2014年教育部統計，全台校園平均每天發生1.2起性侵害；2017年衛福部資料，2008至2016年全台有1705件師對生性侵通報案，其中不包括補習班、育幼院等非正式教育機構，每年平均213件，校園性侵不是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任何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

在《沉默的島嶼》中，四起案件背景互異（都會、偏鄉均有）、手法有別（誘姦、強迫性交、宗教騙色）、受害學生有男有女。我認為陳昭如刻意如此，畢竟在此之前她已出版《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有些人或許以為，校園性侵事件大多只發生於無法保護自己也無法求救的身心障礙學生身上，但赤裸裸的數字與陳昭如的著作告訴我們：在師生權力不對等關係下，普通學生一樣有可能成為受害者，被狼師挑上的原因無關乎成績、品行、家庭背景或性別，而是性格溫順、沒有勇氣拒絕、對握有權勢的老師感到崇敬或畏懼的那些乖孩子。

要書寫性侵事件始末已經是吃力不討好，當受害者是年幼天真的學生，更使寫作者精疲力竭，我深深佩服陳昭如願意調查、書寫這樣的作品，她寫作的目的不只是讓讀者體會當事人的痛苦，也並非加深眾人對體制的無力感，陳昭如說，她只是無法假裝若無其事罷了，她在訪談過程中體悟到，「校園性犯罪最深的痛苦未必是受害本身，而是外界的漠視與否定。他們最大的打擊是看到人心不該看到的那一面，讓信任變得遙不可及，他們不是無法開口，選擇沉默；而是環境讓他們開不了口，必須沉默。」

保持沉默，就成為共犯

不想看見的黑暗人心，是教育體制裡知情的成人沒有想到要保護學生或懲罰犯罪的老師，他們選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靜靜看著孩子如待宰羔羊被送入虎口，在沉默中成了共犯。所謂的「顧全大局」其實是維持職場和諧，孩子受苦受害沒被任何人當一回事。

這些成人也會流淚，尤其是發現自己不是加害者、卻必須負起「未通報」的連帶責任時，他們也會噙著淚水控訴難道自己長年在教育現場的努力都算不了什麼嗎？可惜的是，他們的眼淚終究是為了自己而流，不是為學生的遭遇感到悲傷，不是因為自己的怠職心生愧疚，否則，怎麼會無視於師對生的權勢性侵是建立在信任、崇拜與權力不對等的狀況下，無情說出：「學生為什麼不早點說？為什麼不反抗？都幾次了還是被強迫的，怎麼可能？」他們怎麼不問，加害者為什麼可以隨意挑學生下手？為什麼只是暗示犯案老師「萬一怎麼樣的話，會影響工作」？

殘酷的話如刨刀一寸寸割下學生的自信與尊嚴。教育體制長期對於性教育的噤聲與忽視，讓學校慣性隱瞞性別事件（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讓陳昭如在《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裡寫，學校老師常私底下說：「你們不懂這些小孩子，他們就是『那樣』啊。」

是「哪樣」呢？短短兩年內，這所特教學校發生上百起案件，共76名學生涉案，地點包括教室、宿舍、圖書館、老師家、同學家、火車、校車，老師說：「他們只是玩玩而已」、「孩子長大了就會有需求，我們能怎麼辦」、「這些小孩感覺跟我們不一樣，你以為他們很痛苦，其實未必」，甚至說：「這些小孩本來就有病」。從理應擁有特殊教育專業的老師，不，只要是具備正常品格與道德標準的人就好了，從他們口中說出這些話，我只覺得全世界的道德秩序彷彿被顛覆了。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共犯結構？在這兩本書中，陳昭如一次次問，發生校園性犯罪，校方該做的應該是加強性教育與心理輔導，而不是只要求加害者向受害學生鞠躬道歉了事，或以息事寧人為最高原則，甚至責備被害學生沒有保護自己。以某特教學校的案例來說，聽障孩子處於弱勢，無法為自己發聲，強權的管理者（教師）理所當然可以漠視他們的權益？就算是一般學生，在校權益也屢屢受到漠視與歧視，學校沒有提供足夠且正確的性平教育，導致學生產生錯誤的行為，或是被侵害，學校也無力遏止事件繼續發生，這才是問題所在！

教師的職責是什麼？

書寫校園性犯罪，陳昭如為的不是站在教師的對立面，而是懇切呼籲，教師必須檢視自己對學生的成見、壓迫，反省教育現場性平教育的不足，才能設計出符合學生需求的性平教育，讓學生在重要的時刻可以清楚表達自己的意願，有能力拒絕被侵犯或壓迫。讓學生知道，他們擁有身體自主權，當開口拒絕性騷擾或性侵時，任何人，包括教師，必須把他們的話當一回事。

曾經做為學生、如今已離開校園的我們也必須試著理解：教職是各行各業的一種，教師不是神，教師也會犯錯，就像所有的職業，教師也會焦慮能力不足、訓練不夠、資源不夠。當社會問，教師的職責到底是什麼？是否對於處理性犯罪（或任何犯罪問題）該有更高的道德標準？

陳昭如的回答是，「老師不只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身分，應該具有更高尚的信念和道德勇氣，當老師覺得自己只負責教書為什麼要通報？又不是他性侵學生關他什麼事？老師真的就只是上班賺錢而已，…出事後也不從教育觀點輔導孩子，一直陷入揪出壞人—懲罰—道歉的僵化模式。」

為什麼學生或單名狼師犯的錯，學校必須負起法律上的責任？陳昭如與長期推動教育改革的團體不是要把老師當敵人，而是要挑戰教育體制的價值觀。近日《教師法》修法，家長、公民團體與教師團體形成角力賽，其中「不適任教師」的認定與是否停聘、解聘或終身不得聘用等懲處比例原則，修法最大阻力竟然來自教師團體。以無「師師相護」為理由，無視學生安全，堅持讓不適任教師留任。那些對學生的痛苦保持沉默、若無其事的教育者，不也成了讓真正具有教育熱忱的教師感到孤立無援、在親師之間失去信任的環境中產生創傷的兇手？如果不能正視現行制度下教育者的困難，如何去理解受害者的控訴，還給他們在校園失去的尊嚴。

為什麼被害的孩子正在忍耐？

讀完這些殘忍的故事，才能明白陳昭如所說的，「人性最殘忍的，不是肢體暴力的傷害，而是體制從下到上的推諉卸責，剝奪了人與人之間理應存在的信任與尊重，世界上應該有的正義與是非成了卑微的請求。」循著她的引導，我不禁思考，如果是我處於教育體制中，遇到這樣的案件，我會挺身而出還是悶不吭聲？「正義」兩個字寫得容易，但人人都有墮入地獄的潛力，當身邊九成九的人都認為漠視與沉默才是正常，同情心和同理心在日復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已經麻痺，我還能理直氣壯地說「我才不會那麼做」嗎？

還是我會認為自己沒有選擇，只能「做好本分內的事」？非校園性犯罪當事人卻有機會知悉內情的教師們，面對的不是法律的罪，而是內心道德、勇氣與良心，是否能讓他們在面臨重大選擇時，真誠面對自己的自由意志與道德底線。

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老師叫我不要說，這都是為我好

日本記者池谷孝司在《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老師叫我不要說，這都是為我好》探究，為什麼校園性侵事件總是被隱瞞？他認為這是加害人教師在學校濫用權力所引發的「權力型犯罪」，校方與同事的認知卻自顧自停留在「那是個人行為」、「每個組織裡總有老鼠屎」，因為不想多管閒事而不聞不問，這種人就和霸凌事件中的「旁觀者」沒什麼兩樣。

書中一名受害者說，「其實當我知道可能還有其他被害人時鬆了一口氣：『原來不只是我，錯不在我。』」、「人要有自尊心才能提出質疑，我因為自尊心被奪走，才無法求救。」為了抹滅案件，成人轉過身假裝「沒發生」，求助無門的學生無法說出痛苦的經驗，最後失去了尊嚴、以沉默責備自己犯了錯。

假裝沒事，相信自己真的會沒事，今天還有多少被害的孩子正在如此忍耐著？

老師請律師問小孩，「為什麼受害長達三年的時間，你成績可以這麼好？不是應該有受害反應嗎？」小孩答不出來。
後來孩子才說：「那個時間沒事情做很痛苦，所以我就會讀書，而且考上好的高中就可以離開這個老師，離開這個地方。」──《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

我一直想問，要怎麼樣才能幫助這些孩子走向更好的人生？我們能感覺到身邊有不對勁的事在發生嗎？我們有勇氣成為切斷惡的循環的那個人嗎？我們能推動身體自主權，提供正確性教育，讓孩子真正懂得如何面對性騷擾嗎？讓孩子知道，沒有人可以隨便摸你！我們可以聲援、可以不沉默、可以發聲，可以不成為苦難的幫兇，讓更多的孩子從噤聲不語的黑洞中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