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第一次拜訪韓國時，《藍色生死戀》在台灣正紅，《冬季戀歌》還未拍攝，但《魚》和《共同警戒區》等幾部商業大片，已在電影市場形成口碑。然我對這個國家非但一無所知，甚至稱不上有好感，卻因旅行的機緣與這太極旗國度相會，滾生了許多問號等待答案填補。
詭異的是，即使韓流席捲而來，但這十多年間出版市場除了影視劇本、流行文化、美容瘦身，與輕薄的簡史外，幾乎不見韓國的議題書寫，直到脫北者相關書籍在書市大賣，「大韓民國」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學歷史仍付之闕如，與如暴風襲來的科技商品、流行音樂、影視文化甚至炸雞啤酒辛拉麵的強勢相比，極不相稱──我想這問題恐怕不獨我有，上個月看到總統蔡英文曾提到對韓國很感興趣，認為韓國跟台灣很像，對於沒有一本全面的韓國史感到可惜，連韓國人都只給她一本英文寫的版本，但她的書本血拼清單裡，仍然放進了《新韓國人：從稻田躍進矽谷的現代奇蹟創造者》。
《新韓國人》（左六）是蔡總統今年2月的血拼書單之一。（圖片來源 / 蔡英文IG）
新韓國人：從稻田躍進矽谷的現代奇蹟創造者
這本書雖不是韓國人自己寫的（作者是個英國籍的韓國女婿），卻也是我等待很久、對韓國各方面議題都有著墨的書寫。
必須要說，讀到《新韓國人：從稻田躍進矽谷的現代奇蹟創造者》最後幾個章節時，我突然發現這本書應該要「反過來讀」，讀者才容易進入──這將近500頁的韓國故事，最後是以企業發展、流行文化與南北韓關係收束，就跟我一樣，絕大多數台灣人對韓國的認知和印象都是從這裡開始。換句話說，拜「韓流」所賜，我們才真正對這曾與台灣並列「亞洲四小龍」的國家有了認識，這認識卻顯得非常晚，也非常「新」。
但恐怕韓國人自己都不怎麼瞭解自己。「拜悲觀情緒所賜，南韓人是最後發現自己站上世界舞台的人。我認為直到現在，21世紀已經過了十幾年，他們才發現這件事，在此之前，他們不相信政府的宣傳。」作者麥可．布林（Michael Breen）提到韓國人在國際舞台上，往往把自己想成來自小國的國民，而非獨立個體。在韓國人心中，國家集體成就有些空洞，成功的核心仍然空虛，所以大多數韓國人都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國家驚人轉變的水並不聖潔，無法洗禮他們。」
而台灣人喊著「好想贏韓國」，或羨妒韓國在經濟、政治或社會議題上的發展時，也只是看到歷史的斷面，卻對韓半島數百年來的顛簸積累毫無所知，於是忽略每一個現在都是過去的延伸，每一朵花都是在那片土地上育成。
做為一個長期駐韓的西方記者，麥可．布林對這國家有自己的觀察，他一邊大筆大筆地書寫政治經濟，但走筆之間充滿這種「置入其中」的個人觀點──甚至深入到國族性格與人類學的文化視角──於是，全書在議論與敘事交雜間，從世越號災難起筆，繼之「江南style」的真實後，就是過去到未來的國家故事開展。
「新韓國人」這個書名也給人類似的錯覺，彷彿這個國家在跨越了某條線、穿過某道牆，發生改變──或有了新舊的差異。麥可．布林或許更常議論的是「現在」，即現在的韓國。
回過頭來看原書名The New Koreans: The Story of a Nation，或許本身就有這個意味，它暗示著這是一個國家的故事，而當代國家之所以成為一個國家，是在改變中被形塑的。現在的韓國之所以為韓國，是由歷史文化乃至國際政治環境打造的。
近代韓國確實從一種極其貧窮的狀態翻轉，而麥可．布林更是傾向以「奇蹟」來形容這一切，認為這扼要地反映出韓國人與世人如何看待他們近年來的轉變（但這不代表對韓國有著好印象）。
但我自己差點因為書名險險錯過此書，畢竟這本書很好看，宛如一本韓式套餐，從各色小菜、主菜、湯品、燒酒到水果擺滿桌那樣，作者也從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拆解韓國。更重要的是，除了大量旁徵博引的文獻論證外，見證各個歷史事件的麥可．布林也相當倚仗現場觀察，不避諱放入個人觀點，因此，雖是相對沉重的政治經濟書寫，因為注入了自己的詮釋，行文頗為風趣。
全斗煥（第11、12任總統）。1980年擔任陸軍中將期間派兵鎮壓光州民主化運動。（圖片來源 / wiki）
例如他描述／挖苦政治人物時，總會打到我的笑點。像是他形容這位在1980年下令光州鎮壓的領袖：
「全斗煥像金鐘泌一樣，都是領導型人物，行事大膽，不容易受操弄，不過他缺少金鍾泌的深思熟慮和魅力。他的外表比較該用悲哀來形容，而非狠毒。陰鬱的感覺可能來自早禿的腦袋，韓國人對這種事很不客氣，總是開玩笑說光亮的前額讓全斗煥看起來像日本人。」
「1970至1971年，全斗煥指揮第九步兵師參與越戰，據說他命令手下一定要穿乾淨的內衣褲，他說：萬一死掉，你想讓敵人看到你穿髒內褲的屍體嗎？」
雖然聽起來很是嘲諷，但麥可．布林並不黑白對立地書寫這些在世人心中獨裁者，他會留點空間，寫這個人好的地方，例如全斗煥很有原則、剛正不阿，在確定朴正熙並不是個腐敗的將領後，才願意支持他執政。他同樣也大篇幅地寫著朴正熙時代的建設與功績，談他的夢想與策略。
金大中（第15任總統）。在朴正熙、全斗煥獨裁政權期間多次因民主鬥爭入獄。200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片來源 / wiki）
而這真是因為他經歷過那個時代，親身接觸這些領導者與他們身旁的人，就像得到諾貝爾獎的金大中在他筆下就很鮮活，「如果你問他為什麼要當總統，他會說因為要做到一、二、三、四點，事實上，他還是異議人士的時候，我打電話問他問題，他也是說一、二、三、四點，他還沒說完，我的報導已經寫了一半。」金大中時常眼神朝向前方，因而看起來昏沉遲鈍，布林卻說不討厭他這種冷冰冰的態度，1980年代他與一小群人不時與她碰面，光是看著他就想哭，因為他身上背負很重的擔子，像是擔負整個時代的罪惡，「加上他有次出車禍，臀部受傷，從此腳步蹣跚，更加強這樣的印象。」
但就像蔡英文的顧慮，西方人寫的歷史甚至是亞洲國家，總是讓人遲疑。這未必是不好，而是想當然耳是我們長期接收的西方觀點，難免被牽引著走。《新韓國人》這本書同樣如此，但布林並不忌諱這一點，他反而凸顯自己的外來身分與視角，來強化韓國與西方文化的對照與衝擊。例如他會清楚描寫西方人對韓國都市、建築的批評，或是誤解韓國是個破敗的戰區，跟中東差不多。
尤有甚者，他不排斥細述韓國對美國「既依賴又反對」的複雜心態，例如朴正熙明白美國盟友對韓國經濟成長的重要，「我無意冒犯韓國人，不過事實上，韓國的崛起，也可以視為美國的成功故事……」
我那1980年代出生的韓國朋友也非常清楚這一點，她的英語說得極好，對美國文化很是熟悉，厭惡朴正熙，當他女兒朴槿惠當選時，忿忿地對我說：「老人都懷念這個獨裁者打造的經濟奇蹟，卻沒想過都是美國的錢。」
但矛盾的是，只要有反美運動，我的朋友也會出現在現場，「美國很可惡，要賣我們美牛，在我們這裡蓋軍事基地，很多風化區。」更別說，從濟州的鎮壓到光州，韓國人相信背後都是美國的支持。
布林對此也非常感同身受，他提到有次全斗煥出訪美國與總統雷根一起出現的畫面，讓民主人士很是憤怒，肯定美國是光州事件的靠山。當時替美國媒體撰稿的布林在一場晚宴中被施以冷眼，直到主人詳述白宮以全斗煥訪美來交換金大中逃亡的故事，某位人權律師才露出溫暖的笑容，向布林身出手：「我很抱歉，我不知道這件事。」
「沒關係。」布林回答後，主人接著說：「而且他根本是英國人。」
「我漸漸瞭解，反美主義是韓國人抨擊歷史的必要元素，他們希望擺脫傳統依附強權的習慣，而非針對美國特定的過錯提出實質評論。本質上是情感問題，如同政治一樣，本身就是極大的諷刺。」
對布林這樣的外國記者也好，對我們這些亞洲近鄰也罷，韓國看似個直嗆簡單的國家，但其實內裡相當複雜。看了這本書之後，我才明白關於民主、財團、經濟、社會，甚至反日的心理狀態，都是層層疊疊，沒有那麼直觀的原因。慶幸最終在閱讀中，得以反覆思辨。
這個韓國半子的這段話，很能成為我閱讀的註腳：
「我花了20年時間試圖理解這件事，現在終於放鬆下來，不想當對的那個。以前的我一直想把韓國人變成美國人，現在我不再這麼做了。在婚姻裡，只有這種屈服的時刻才能引領出真正深刻的愛。我再不用在洋蔥裡挖來挖去，努力想找出洋蔥核，結果空手而出，淚流滿面；再也沒有判斷或抱怨。我只是觀察…。」
確實，只能觀察、保持思考、繼續閱讀，也許有一天，我能逐一找到能夠回應十多年前遺留在這個國家的問號與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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