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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學校教育曾刻意跳過納粹那段歷史?──專訪蔡慶樺《美茵河畔思索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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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為了那些毫無希望的事物,我們才被賦予希望。」

德國哲學家班雅明的這句話,出現在馬庫色1964年出版的《單向度的人》,一本對發達工業社會的診斷書,也被蔡慶樺引用在新書《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之中,這是法蘭克福這座城市教他的事,那裡有德國最早的猶太隔離區,也曾在1945年因盟軍轟炸,九成以上成為廢墟。隨著苦難過去,法蘭克福已進化成國際航空城、金融中心、出版重鎮,而街尾轉角處的每一座紀念碑都還提醒著:歷史不能遺忘。

蔡慶樺於2013至2018年在法蘭克福從事外交工作,曾在研究所進修哲學、教育、政治等多元領域的知識養成過程,讓他習慣從各種角度觀察德國;派駐的這5年,他進入珍貴的歷史現場,以自身經驗印證思考,強烈感受到這座城市處處受猶太文化影響,無論是自此發跡的銀行家羅斯柴爾德,其家族創立的金融帝國如今已是全球影響力最大。還有在1914年由當時市長阿蒂克斯(Franz Adickes)及許多猶太裔企業家、銀行家支持創辦的法蘭克福大學,這是一所打破傳統大學形式,並保障猶太師生不需放棄信仰的自由學府,學校至今時常舉辦與市政、歐洲重要議題相關的辯論和講座,關切城市與國家發展。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浩瀚的文學工程

這座城市太過吸引人,讓蔡慶樺湧起了為其書寫的熱情,就從法蘭克福開始,讓台灣人認識德國吧!而文學,是他邀請讀者踏入法蘭克福的第一站,不僅僅因為這裡是作家歌德的城市,也因為在二戰結束隔年(1946年),柏林德意志學術院啟動了一項大型研究計畫:「歌德字典」,將收錄所有歌德著作中的字彙,並解釋脈絡,浩大工程預計2025年才可能完成。

大概所有人都想問:戰爭剛結束的困苦年代,德國經歷了絕對的道德與文化崩壞,最需要的難道不是科學工程,讓國家加速重建步伐嗎?何以要進行一場耗費心力的文學工程?


蔡慶樺引用了德國已故文學評論家萊西-拉尼茲基(Marcel Reich-Ranicki)的話來解答:「在這個國家,還是得保有一些政治無法染指的東西。」確實,希特勒喜歡挪用德國思想家的片段素材,延伸為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例如費希特尼采華格納都被援引,卻對歌德作品不感興趣。

歌德曾在詩作〈神性〉寫下這樣的句子:「人類如此高貴,樂於助人且良善,單單憑此,便足可將人類與所有我們所知的其他事物區分開來。」「只有人類能夠做到那不可能的:他可以辨別、選擇並做出正確的事;他能夠讓瞬間成永恆。對德國人來說,歌德的文學成就與文化高度,讓他們得以對人性重拾信心,從道德廢墟中重新站起來。

歌德花了60年創作的史詩《浮士德》是德國文化的經典,德語因此出現「浮士德」(faustisch)這個形容詞,意謂「持續不斷地追求新的體驗與知識,以及更深層的認識,且永不滿足」,反映出德意志民族的矛盾性格。蔡慶樺以許維特(Hans Schwerte)教授的傳奇一生為例:他原名許奈德(Hans Ernst Schneider),因曾加入納粹,戰爭結束後,說服妻子向當局謊報自己陣亡,再與化名許維特的自己「再婚」,並「領養」自己的小孩,最後以文學研究者的身分當上校長,直到退休後才被揭發,但他說:「我把自己去納粹化了」,拒絕承認當年有罪。

蔡慶樺認為,許維特的一生就是德國的縮影。戰後第一位總理阿德諾(Konrad Adenauer)是納粹受害者,但他選擇只做表面化的去納粹工作,甚至聲明:「必須讓過去成為過去」。因為涉入者太多、涉入程度太深,他無法承受國家分裂的風險。戰後,不單是許維特為自己打造一個清白的生命,德國無數的納粹體系共犯,都選擇沉默地生活,否定與雙重化自身,覺得自己會自動轉化為非納粹。

轉型正義如何可能?

現在很多人談德國轉型正義,但德國不是一開始就去做。從1945年戰爭結束,到1968年學運爆發,這23年間,在威權環境成長、習慣法西斯主義的德國人,認為自己思想心態會慢慢民主化,就像是『睡眠療法』,認為自己睡一覺起來就不一樣了。」蔡慶樺說,不過「睡眠療法」終究失敗了,不滿真相被掩蓋的年輕世代爆發六八學運

謊言迷宮 DVD(Labyrinth Of Lies)

鮑爾的故事曾拍成電影《謊言迷宮》 與《大審判家》

但在那之前,法蘭克福總檢察長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面對全國公務系統試圖掩蓋或遺忘納粹歷史時,堅決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國家,發動法蘭克福大審判。雖然戰後已有紐倫堡大審,但受審戰犯只是部分高層。鮑爾想追查的對象不只納粹戰犯,還包括整個司法體系,甚至整個政府。推動審判的過程中,他受到巨大的排斥與威脅,彷彿身在敵國。

我們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創造出天堂,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做些什麼,好讓這塊土地不致淪為地獄。」這是鮑爾的名句。儘管他在1963年推動的法蘭克福大審結果差強人意——為期20個月、開庭180多天、偵訊1000名嫌犯、傳喚800名證人,被起訴者20人,且看得出來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判決,真正該負起責任的重要共犯,都因缺乏證據,無憂無慮地開始新人生。

但鮑爾所做的,是給德國的一堂民主教育法治課程,德國人必須一同直視當年曾對一個民族犯下的惡。蔡慶樺認為,「鮑爾發起的這場審判,讓德國60年代末期大學生的政治態度有了轉變,加上當時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西德在越戰與冷戰中與美國的合謀,種種結構性因素,讓學生在1968年走上街頭,向被稱為四五世代的掌權者抗議納粹之後的國家暴力,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

蔡慶樺以簡單兩個問句,說明了當年德國轉型正義推動的難處:

為什麼在六八學運前,德國的學校教育刻意跳過納粹那段歷史?
因為當時的教育政策制定者還是納粹時的掌權者。

為什麼戰後很多大學不願意恢復被納粹撤銷的猶太人博士學位?
因為當年做出這些決定的教授,都還在學校任教。」


蔡慶樺分析,「德文沒有『轉型正義』這個詞,而是以幾個不同的概念,去談應該做的事,例如「Vergangenheitsverarbeitung」,如果要翻譯成英文,也許是process the past,意謂要處理過去;第二「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要去釐清、揭露、整理,讓人民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第三「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最終要克服過去的傷口。不是放下一切往前走,而是妥善處理後釐清事實,才能試著讓傷口癒合,然後走下去。」

而這三種不同層次的想法,分別以不同政策被落實。直到現在梅克爾內閣都持續進行整理、釐清、調查等工作,這也是當年她組閣時的承諾,畢竟終戰至今超過70年,卻還有太多真相未明。

「雖然轉型正義之路走得漫長又辛苦,但現在德國人發展出一個民族共識,就是記憶。雖然這一代的德國人不需要為了上一代的錯誤負責,卻有責任不讓歷史重演,整個國家必須記得、後代子孫必須記得,監督國家不再重蹈覆轍,讓未來沒有人可能是共犯,這是全體國民的政治責任。」蔡慶樺說。

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藍光BD)(Valkyrie)

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Valkyrie)

他特地舉出電影《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的暗殺希特勒事件,當時發動暗殺的軍官被認為曾宣示效忠國家,暗殺之舉便是叛國。透過當時擔任總檢察長的鮑爾判斷,才終於定義出:「第三帝國這樣的不法國家,根本不具有對它犯下叛國罪的資格。」支持希特勒,才是真正的叛國。

德文『罪責』是一種虧欠的概念,德國人不一定在當時犯了什麼錯,但確實虧欠了那些受害者。」蔡慶樺解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能做出某些行動,又不見得會危及自身,如果連設法行動都做不到,就是對受害者有虧欠。

他以漢娜.鄂蘭的說法為例,服從就是一種支持,是讓獨裁政權維繫運作的必要條件,「鄂蘭說,當我們看到不正義的事,有『提出為什麼』的義務,或許無法阻止,但你還是必須去問,否則就是袖手旁觀,讓可能改變的機會消失。」若以這種標準看待納粹時代,確實多數德國人沒有問過「為什麼」,而是眼睜睜看著事情發生。

知識份子的公共力量


能夠有這麼多熱烈的思辨與討論,來自於德國有強大的公共知識分子傳統,文化界有強大的話語權,德國人也非常重視他們的意見,「加上媒體提供版面做為發聲管道,那是媒體尚未拋棄的公共力量,雖然近年因網路社群興盛讓激起的漣漪變小,但仍無法被忽視。

蔡慶樺說,「作政治哲學的人是往回看,看看以前發生了什麼事情。」偶爾,會在歷史看到現在,例如在1968年引發學生共鳴的《單向度的人》,批評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不均與剝削、消費社會如何全面性地控制人類生存方式,2019年再讀,依舊很有共鳴,甚至現今想抵抗已是不可能,似乎只能照著「被決定的方式」生活。而60年代所談的非順從主義,從權威掙脫、為更好的國家奮鬥,如今更是一個不被希望的立場,「每個人都覺得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可是怎樣才叫好生活?」


蔡慶樺還是認為,1968年之後學生運動看似未達到訴求,但並非全盤失敗,至少德國人開始問上一代到底做了什麼?去質疑體制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知道行動有改變社會的可能,「那像是一個成長的門檻,從此,理解事情、解讀政治、定義價值的方式跟以前都不同了。經過六八學運的人們所注重的價值,重新排序了。」

這就是蔡慶樺看到的法蘭克福,也是他看到的德國。

要理解一個國家並不容易,要複製一個國家的發展更是不可能,「我自認是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希望自己的存在對國家有一點貢獻,從事外交工作或者評論、書寫、出版,都是我的愛國主義計畫。」他期許,藉由自己的書寫,能讓更多人了解一個更複雜的德國,理解德國這些年面對的困境,或許能在其中看到台灣相似的問題、可用的答案,或許就散落於文學、高等教育發展、學運、司法與哲學辯論中。

他也想讓德國人知道,在這東亞的島嶼上,有人能夠同情的理解日耳曼人的命運,「這也是一種『外交』,兩國之交往,不會只是政治或經濟層次的,精神上的火花,也無可避免。」抱持這樣的信念,蔡慶樺寫出《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一本談法蘭克福如何成為法蘭克福,德國又如何成為德國的書。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電子書)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電子書)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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