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 汪正翔）
那天帶著OKAPI到楊力州位於新店河畔的工作室，他說：
「剛看到妳，我腦子的第一個反應是：怎麼又是妳！我們書還有什麼要補訪的嗎？」我們都笑了。
青春：獻給他們的情書
每個人的第一部楊力州都不一樣。從《奇蹟的夏天》開始的，看見的是他被後山足球少年燃起的熱血；自《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感受到他關懷老者的溫暖。在《征服北極》的無盡雪地裡看他拍下選手一步步踏過的勇氣，進入《新宿駅，東口以東》《拔一條河》，和他一同注視那群始終進不到主流視角的他鄉客。你以為這個導演總是想方設法將紀錄片搬上院線，不惜以甜美糖衣換取商業票房，罔顧紀錄片的本質意義。然當你隨他一同去到那處《看不見的島》，那個他口中的、被整個國家機器霸凌的地區，那時此刻的楊力州，又回到他拍紀錄片的初始──一個總不忘思索如何以影像控訴、傾倒怨怒，直指社會不公的憤青。
十多年的紀錄片歷程，楊力州常在紀錄片裡高舉某些人、某件事的價值，尤其近年作品愈發明顯。「是，而且我非常刻意。」他時常提及這一點，對此永遠坦言不諱。「紀錄片是一種發言權。當我有機會發言，我就想把我觀察到的、那些被漠視的族群，透過紀錄片高舉出來。」一旦他知道作品有可能被更多人觀看，他會高舉得更明顯，甚至連「刻意」這一點也毫不遮掩。「我覺得這個社會需要有人這樣做，或者，我需要這樣做。」於是他高舉偏鄉學生，高舉失智老者，高舉新住民，高舉首都被漠視的一角。「影像不就是要去做這些高舉的動作嗎？」他反問。
紀錄片一部拍過一部，種種議題一聲喊過一聲，直到此回靜下心來，藉由書寫的爬梳，楊力州才回頭望見自己的轉變。「某次校稿，我試著成為一個讀者，發現我從最初那個相對憤怒的創作者，慢慢找到與過去不同的、新的勇敢。」紀錄片工作者的視線往往落在闃黯的、最被忽視的角落，試圖用憤怒點燃一抹火光，「但憤怒無法解決問題。假使我的影片只有憤怒，其實無法產生改變的力量。」是以，他讓憤怒燒熔成一顆小小的核，下意識地開始丟進幽默加以催化，「這時你會察覺，因為有了幽默在憤怒的前面，作品會出現更多聲音與更多影響力。」自此，他找到一種截然不同的勇敢，「不是莽撞的勇敢，而是『找到方法』的勇敢，一種有效的勇敢。」他在字句間成了被攝者，那顆總是對著別人的鏡頭，這次朝向自己，「我的憤怒一直都在，但可能多了溫柔。」這樣的溫柔背後，是無法撼動的勇敢。
（攝影/ 汪正翔）
「紀錄片往往都是憤怒的。我覺得是時空、是年紀、是拍過那麼多的紀錄片，是很多很多的累積，讓我的憤怒有了不同的樣子。」他常說拍紀錄片是「拿走別人的故事」，但他也毫不保留地全然敞開。「如果要我講最重要的那個改變，我想是我們不再把自己藏起來。」當一個紀錄片導演，前所未有地選擇讓觀眾直視內在那顆高溫燃燒的核心，楊力州認為那才是和觀眾交心的起點，嶄新的力量也將自此迸射而出。
如影評人膝關節的評語：「向來解剖他人的楊導演，這回自己躺上手術台與你交心。」楊力州也同意，現在應是他自我剖白最好的時候。「等於是讓我在過往每部作品裡，擺上最後一塊拼圖。」每個創作者手上或心底，總有一片難以清晰描繪的區塊，或許只想一輩子收存，「但當你把那塊拼圖拼上去，才是一部紀錄片最完整的時候。」創作者並非故意讓作品留有罅隙，而是當下無論拍攝、剪入再多的畫面，都無法達成真正的完滿，因為那塊拼圖正是你。「經過時空的更迭，文字會是那塊拼圖最適當的元素。」敘寫如是成了最佳的運鏡，捕捉時間之流中，閃身隱在諸多他者光影之間的自己。
「這本書完成之後，我反而找到一種更大的自由，讓我去說我想說的紀錄片。」書寫為楊力州解開所有教科書上之於紀錄片綁縛著的真實與客觀等侷限，也令他走過的每一部作品，得到新的對話。「就像書名取為『青春』，它是書中唯一一部尚未完成的紀錄片，也是我和每位被攝者最大的交換。我們交換了彼此的青春。」
楊力州指了指書封上芥末般的底色，笑了，「青春和芥末的味道很像──它很美味，但很嗆；它從來就不是主食，卻能幫食物提味。」楊力州最希望的，無非是讓這些螢幕框留的青春，持續渲染到更多人的生命裡，讓每個人在看待當下過去或未來人生時，可以多一點滋味。他說，那是他所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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