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趙豫中)
易智言說台北愈來愈難拍。
拍《藍色大門》時,他用望遠鏡頭的淺景深效果,淡去了台北紊亂的街景;到了《危險心靈》,則是採用大量手持鏡頭,在搖晃中,觀眾的焦點全在人物身上,對背景視若無物。拍台北,卻不見台北,如此逃避究竟何意?
這回拍《行動代號:孫中山》時,他想,不要再逃避了,直面這座城市吧,因此幾乎都用35mm的標準鏡頭,「可是一不避,這個城市瘋狂地有侵略性。」
易智言認為,台北的顏色和線條各自為政,拚命搶奪行人注意力,毫不講究和諧, 人物放進台北這個環境裡面,便被吞沒,若要被看見,非得自己也張牙舞爪不可。尤其他拍的又是穿著制服的高中生,他們走進這環境裡,其實是被淹沒的。
「這不是一個凸顯人的環境,這是一個吃掉人的環境。」他形容的是城市的地景,何嘗不也反映了這個社會體制的性格?
易智言自承,一直成長於權力中心,對邊緣很陌生,即便《藍色大門》是要送給性向模糊的,《危險心靈》送給拒絕隨流的,《行動代號:孫中山》送給階級弱勢的,他猶未敢聲稱自己真能理解邊緣。
也因陌生,所以每一次寫劇本,他都花了長時間進行訪談及田野調查。拍《藍色大門》時,他曾跟師大附中的學生一起上課,一起放學,再偷偷跟蹤一段路,看他們上哪兒,如此為期一週,後來甚至跟他們成了朋友。
至於《行動代號:孫中山》,其實是脫胎自另一劇本。起初,他寫的是一群正值高三的年輕棒球員,球打得不怎樣,也不知要念什麼大學,眼看18歲就要面臨失業,這群當不成運動選手的高中棒球員便立志打假球,趁最後一個暑假大撈一票,作為未來轉行的本錢。前後歷經一年田調,他碰到很多相對貧窮弱勢的孩子,才曉得原來很多人加入棒球隊並非出於對棒球的熱愛,而是家裡照顧不良,索性將他們往學校棒球隊一送,交由球隊管束。「聽多了,我就把這類家庭背景移到《行動代號:孫中山》,不過片中比較聚焦行動本身,而非前因。」
截至目前,《行動代號:孫中山》曾舉辦多場試片,觀眾分為國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及年輕上班族,在這四個族群中,最熱烈擁抱本片的反而是國中生和成人組,讓易智言頗感詫異。他分析,「國中生會覺得這部電影熱鬧,一堆傻蛋,戴著面具,做一堆傻事,且裡面大部分的戲是用肢體和行動,而不靠語言表述,感官是非常直接的。大人則是因為已經出了社會,領到第一份22K的薪水,真正面臨到了現實。」
咸以為易智言的作品應最受大學生文青所青睞,實則不然。他說,《藍色大門》獲得最多迴響的,其實是成年人,因他們被帶回青少年的狀態;最關注《危險心靈》的,則是中產階級的父母,甚至不乏有人強迫孩子一起收看。
「我拍東西或寫劇本很難用一個市場類型或目標觀眾來界定,因為每次都有點跨類型、跨觀眾群。」寫劇本時,易智言不做太多設想,全然憑恃感覺,交由知識與經驗導引。「《行動代號:孫中山》唯一刻意的選擇是,要以非常簡單、白爛、直接的方式呈現,議題已經重,如果再拍重的話,會失去我要溝通的觀眾。我要溝通的觀眾可能不是真正吃不飽、穿不暖、明天要被掃地出門的這一群,而是社會上穩固的既得利益者。」他當然也希望弱勢者有機會看看這部電影,藉此獲得一些鼓勵,但他更盼望既得利益者來看,察覺當前貧富差距的狀態,而非一味頑固地擁抱現狀。
《行動代號:孫中山》一路打著「革命、奮鬥、救青春」的響亮口號,此乃仿擬孫中山臨終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實際上,「革命」一詞是由電影行銷公司所訂,易智言笑稱,「如果我自己下的話,還是『和平、奮鬥、救青春』。」不過,他並非未曾有過「革命」的志氣,否則不會以孫中山銅像作為主意象,只是他想像中的革命要來得更激昂──「大建設之前,要大破壞」。再者,「若真叫他們去嘶吼革命,那東西就廉價了。」他面帶凝重地說。
追根究底,這一切,還是跟他本身的個性有關。
「我基本上是個『俗仔』,大概不是那種革命的人,儘管反權威、叛逆的事我做過非常多,但我不是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家。」大學時期,易智言因翻譯盜版電影的字幕,接觸到很多禁片,不知天高地厚地帶到學校跟同學共享,當時猶是戒嚴時期,後來遭教官約談,他便跑到學校對街的冰果室放片。「我一路都這樣,業界都知道,我跟電影公司或電視台主管開會吵架對嗆算是有名的。我雖不是拋頭顱灑熱血的類型,但碰到狀況,我是有戰鬥力的。」以選角為例,自《藍色大門》起,他屢屢挑釁體制,不用明星,在他看來,一切都是吵贏的。「如果沒有桂綸鎂、陳柏霖,沒有黃河、張書豪,這次也不會有詹懷雲、魏漢鼎,沒有人敢用這樣的素人演員。一路上,撞一下,鬆動一點,再撞一下,再鬆動一點。」然真要揚言革命,怕累又懶的他可就不行了,「我不是革命份子,頂多是一個挖牆角的。」
(攝影/趙豫中)
看完《行動代號:孫中山》後,導演侯季然寫道:「以前覺得好險最乾淨最美好最青春的台北都在易智言的電影裡了,可是十幾年後,最乾淨最美好最青春也來到了最酸楚最心痛最無奈的地方。《行動代號:孫中山》,看完心裡感覺好酸,酸裡又湧出甜來,複雜的成人的味道,其實希望阿左和小天們可以永遠不要懂得。」易智言如是回應:「讀侯季然寫酸楚,於是我每次劇本都在長大前停筆,願阿左小天永遠不需要懂得。」不僅如此,他還分享了美國演員喬瑟夫高登李維(Joseph Gordon-Levitt)張貼於臉書上的一句話:不要長大,長大是個陷阱(Don’t grow up, it’s a trap.)。
對於「為何老拍青少年?」這個被問了不知多少回的問題,易智言有話要說。
好萊塢形容電影是「夢工廠」;馬克思認為,電影是「鴉片菸」、「麻醉劑」,讓人逃避,不去面對現實;至於希臘悲劇則肯認戲劇具有「滌清」功能。「無論古今中外的說法,電影、戲劇一直有啟發人的作用,我也非常相信。」大學就讀外文系的他,念英美文學時,最不喜20世紀的小說,「我覺得那些小說冰冷,讓我們再一次看見社會的疏離和冷漠。我年輕時喜歡的是19世紀的浪漫派,也許傻,但感覺比較暖、比較熱。我寫劇本其實是順著自己的個性。」
因鍾情於一種暖熱的調子,希望觀眾看完片後,彷彿精神充了電般,他的電影收尾,總是停留在「夢想最澎湃的時刻」,否則一旦落入執行階段,必將遭遇許多現實的襲擊。這是何以他在青少年進入崩壞的大人世界之前,蓄意按下暫停鍵的原因。
然而,似乎真正的小孩都渴望長大,唯有大人,才忍不住在一旁祈禱他們能慢些長大成人,延遲純真的磨損。「大人已經長大過了,知道長大是怎麼回事,對小朋友而言,長大是一個未來。在我們的文化裡,『長大』象徵『獨立、自主、擁有自己』,許多正面美好的概念跟『長大』是連在一起的,可是大人因為已經長大,知道跟『獨立、自主、擁有自己』互相抗衡的東西滿殘酷的,所以如果我看到小孩子不急著長大,能夠多對生命賴皮一點,其實那更幸福。」易智言以一個大人的角色與口吻誠摯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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