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他們說，「如果你對現實憤怒，卻無力得說不出口，她會為你而寫。」他們說，她不只是韓國的國民作家，更是「韓國文學的自尊心」。因為她會為了國民的幸福與憤慨而寫，她是孔枝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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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生於首爾的孔枝泳，外表給人的第一印象，像個與世無爭、養尊處優的貴婦；與她在《熔爐》《我們的幸福時光》筆下的弱勢者相較，她的教育與社經條件的確也尚稱優越，上大學之前，更一度是個不知民間疾苦的人，從不知道這世上會有人窮到連吃飯的錢都沒有。然而，孔枝泳並不是一個安於自我逸樂世界的寫作者，她因為自己的不解世事、不懂現實而愧疚，她開始參與示威、參與民主化運動；十多年來，她更孜孜不倦地透過自己的筆，讓自己成為支持社會弱勢者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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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這7年之間，孔枝泳的心中始終埋著一個關於幸福的疑惑。1997年冬天，一則23名死囚遭到處決的新聞，撼動了孔枝泳一直以來對幸福的定義。而她在這段寫作的空白時間裡反覆思量，決定進入監獄取材、重新提筆，前前後後花上一年多，再度向引頸期盼的讀者投下一枚現世議題的震撼彈。「寫《我們的幸福時光》的過程裡，我一天只睡兩個小時，像是有什麼力量督促著我，要我很快地寫出來。」
與死囚們相處，對孔枝泳來說，是難以言喻的體驗。雖說是為了寫作而去，最終的衝擊還是回到自己身上。「我本來不相信人性是善良的，以前的我認為，一個人要是壞，他一輩子就是會這樣壞下去，沒有變好的可能。」但經過探訪死囚，孔枝泳親眼看到了這些被外界認為「罪大惡極」之人的變化，「我看見他們最核心的本性，透過愛，他們變成了良善的人，這也讓我轉換了以前的看法，讓我相信人是可以改變的。」再怎麼十惡不赦的壞人，心中都還是有著想要轉為善良的渴望，那就是一株小小的、希望的芽苗。這樣的芽苗讓孔枝泳驚訝，也讓孔枝泳感動，更讓她此後對所謂的善惡好壞有了不同看法。
（攝影/但以理）
「我想大家都一樣，平常沒事不會去想幸福是什麼；更何況就實際層面來說，假若連物質都無法獲得溫飽，怎還會想到去追求精神上的幸福？」孔枝泳並不否認這一點，但她始終認為，物質與幸福不能直接畫上等號。書寫死囚題材的這段經驗，讓她對幸福有了不同的體悟，但她一時也難以說出，自己最終的、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麼。
「對現在的我來說，幸福就是做自己覺得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寫作。」藉由書寫他人或整個社會的痛苦，希望能帶給大家思考與反省的驅動，是孔枝泳對自己的期許。「如果我可以讓讀者們的心動一下，不管是可以動到5公分、10公分，或者只有1公分也好，只要能夠動那麼一下，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寫作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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