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村上春樹有本書提過國境之南，而張耀升說，他想去的是國境之北。
彼岸的女人
赴日期間，他先在東京待兩個禮拜，接著去北海道的最北端稚內（真的是最北，再過去就是莫斯科），抵達國境之北後，也像抵達某種邊界，他把之前寫到一半的小說拿出來寫，是約500字的極短篇，叫做〈對面的女人〉，這篇寫完後，又連續寫下五六個短篇故事，覺得狀態對了，便開始寫這個長篇。「我想寫『獸性、人性、神性』的故事，《彼岸的女人》說的是獸性，也是這個系列的開頭，充滿動物的掙扎和欲望，」張耀升說，之後的人性想寫人的現實，而神性探討「一個人很真誠的為世界奉獻，反而招致他人的惡意和敵意」。
沒有作品出版的這八年，張耀升持續書寫，還去念了中興台文所，就讀期間，他對台灣的文學環境有些不同的看法，也對出版作品這件事產生排斥，例如文學獎，某些題材正確、技巧差勁的作品會出線，寫作能力和技法變得不太重要，評審在意的是：能否成為論文的寫作題材，可能裡面有用到台語詞彙、有講到族群議題、台灣歷史。「沒想到會用這麼奇怪的角度去看一篇作品，這件事讓我很吃驚……」
他在2005年本來有寫一篇小說，預計2008年要出版，意識到評論界和讀者是怎麼看的，就有點抗拒，即使作品出版後可以達到銷售目的，但是自己會後悔，於是他暫時放下小說，去做了別的事情。「我的碩士論文不是寫小說，而是做台灣電影研究，評論楊德昌。畢業前去考台藝大電影所，也考上了，所以後來方向有點轉變。」對小說的堅持有被取笑，前輩會覺得，明明是可以把握的機會，可以出名、可以有市場，為什麼要繞遠路？「其實，很多感受是在沒有意義的事情裡面才會出現的。」不僅是作品，這也是他對自己的堅持。
縫
儘管只用兩個月就寫好初稿，修改的過程至今想來仍有點痛苦，因為《彼岸的女人》故事複雜度極高，每個場景和道具都環環相扣，他多次變動劇情，「有時候騎車騎到一半，突然知道怎麼寫了，就趕快衝回家寫；或者吃飯吃到一半，忽然知道怎麼做了，就趕快找紙寫下來，」把自己逼到極限，甚至為了這個故事，畫流程圖、時間軸，細細推演所有環節，完成之後都覺得不可思議。可能是距離上次出書太久，這次書印好之後，他感覺不太像在看自己的書，反而更近似陌生人的作品，「讀完之後覺得真是複雜厲害，這樣也就夠了，希望讀者讀完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對於寫作，張耀升認為，找到合適的語言很重要，需要好故事、好邏輯，加上好的敘事，才能夠變成小說。寫這本書時，他從頭到尾都沒想到讀者，沒想到銷售量，不過度在意，反而寫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曾經，有人說他的作品太過黑暗，沒有給人物出口，對於這點，張耀升則認為會有光明，起因就是有黑暗的內在，「我不是不相信光明，而是不相信廉價的光明，」經歷沉潛、流浪後，很多事情在他來看都有新的感悟，他笑說，「接下來的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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