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史明1918年生於台北士林，彼時為日本殖民時期，因父親參與了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主導的「台灣文化協會」，自幼與他倆親近的史明，視其為心目中的英雄。就讀台北一中時期，苦於母親執意要他讀醫專、當醫生，因興趣不符，升五年級前夕，便向阿嬤拿了25圓，一個人拎著空蕩的行李箱，偷偷乘船赴日，準備報考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
留學早稻田期間，史明參加祕密讀書會，鑽研自大正時代以來便被視為非法的共產主義，耽迷於《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書籍，通過此一「必經的隧道」，產生行動的欲望。1942年自早稻田畢業後，他決意去中國抗日，排除在台的日本帝國主義。於中國從事地下工作期間，眼見屠殺四起，與馬克思所主張的恢復人性之理念相悖，且行動飽受監控，在一股「寧死在台灣，也不願死在中國」的意念催逼下，遂於1949年冒險佯裝賣茶葉的商人，自北京返台。
當時，距離二二八事件爆發已屆兩年，然台灣社會猶存在相當緊繃的氣氛，親見國民黨政權腐敗，史明毅然於草山一帶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預謀行刺蔣介石，後因藏槍被特務發現而展開島內大逃亡。1952年偷渡至日本後，一面經營「新珍味麵館」，一面從事台獨地下工作，並於1962年完成日文版《台灣人四百年史》，及至1993年才回到台灣，繼續推動台灣獨立運動。
史明一生，如濤濤江河，波瀾壯闊，盡收錄於《史明口述史》中。為了革命，史明大半生流離海外，可以說，他的逃亡，他的不在，都是為了尋求機會，正面突擊。
史明口述史(修訂新版)
簡明 台灣人四百年史：圖文精華版
提及流亡日本一事，史明不禁辯駁，「老實說，我自己沒有說流亡啦，我是要搞革命，怎麼說自己流亡？那是別人說的。那時候我堂堂是在搞革命的。」在史明看來，無論荷蘭、鄭氏、清朝、日本到蔣家國民黨政府，均為外來殖民政權，他一生為台灣拚命，就為將台灣從被壓迫的命運中解放出來。
史明說，他兒時即有抗日的情感，即便轉往建成小學校或日後就讀台北一中，身邊同學多為日本人，抗日意識亦未曾降低。同學之間相處多和睦，日人亦未表現出優越感，但一回到家裡，便耳聞父親或台灣文化協會成員痛罵台灣總督府，指稱他們剝削台灣人，奪取言論自由，「我不知道什麼叫反日、抗日，也不知道什麼是民族，但那時候針對日本的抗議相當多，有一個底子了。」而此一抗日的意識型態，直至進了早稻田大學後才理論化。
他曾說，少年時代易受熱情與正義感染，雖比較不會顧慮到對錯，卻非常懷念年輕的時候。問他這股熱情與正義感所從何來？他說，「少年實在沒那麼複雜，什麼是正義感也不知道，有句台灣話『路見不平，氣死閒人』，這就是正義感。」他以「幼稚」形容少年時代，內心燒著紅艷艷的理想之火，熱誠而純粹，見一灘水，濁便稱濁，清便稱清，絕不混淆。亦不會顧慮這麼做對自己好或不好，只想著這人是對是錯；若此人做錯了，即便沒有動手教訓，也會出言指責，這就是熱情。「那都是很抽象的，沒什麼概念或理論，年輕時代大家都很純粹，沒有沾染到社會上骯髒的東西。」
即使身處封建家庭，自小，長輩仍嚴格教導做人的規矩，「你要作好的人，才能作好的台灣人。作一個人，無論台灣人、日本人，還是中國人也好，都要遵守是非。作人如果自私，連偷別人東西也不打緊，要如何作好的台灣人？」長年投身革命的史明，份外重視人格修養，在《史明口述史》裡不時可見他坦然反省兒時的驕傲性格、青年的英雄主義；而人格修養體現在地下工作上，則是講求信用，彼此信任。
（攝影/但以理）
史明於中共擔任地下情報員期間，不解何以台灣人和中國人同為漢人卻嚴重對立，漸萌生「台灣意識」，1960年代初期於日本寫下以台灣人為主體、從政治經濟角度詮釋台灣歷史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為台灣民族主義奠下極為重要的論述基礎，「什麼叫做台灣民族主義？台灣人，關心台灣的利益和前途，政治上，要建立獨立國家；經濟上，要建立國民經濟，現在是殖民地經濟；文化上，要發展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台灣固有文化。」
史明表示，「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體制外的革命和體制內的改革互相爭鬥。」現今，台灣社會討論台灣意識多注重知識分子的表述，忽略了民眾所思所想，偏知識分子常是徒有理論、流於空談，未採取具體行動。他認為，革命的主力軍是民眾，返台這二十年，為求接近大眾，他組織宣傳車，四處宣講，總算逐漸看到了成效，「這三、四年，我如果出來，分旗子，大家都來搶！」旗子上寫著的「台灣民族主義」，幾乎總結了他一生的信仰。
高齡95歲的史明，白髮銀鬚，行路頗見顛斜，然談起他一生記掛的這片土地，仍語調鏗鏘昂然，很是動情。他說，台灣獨立運動必須「從現實出發，看發展、看全面」，同時要能以簡單明瞭的方式告知大眾。
最後，一生貫徹人道主義、戮力結合理論與行動的史明不忘提醒，「沒有行動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沒有理論的行動是經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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