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過影：1992-2011台灣電影總論
回頭看與電影結緣的過往，在聞天祥身上顯得十分自然。與許多影迷的養成一樣，以邀片為主的台灣各色觀摩影展，是其電影路上的重要養分；學生時代，一屆金馬影展下來，看個40部片是很基礎的片量。而在電影藝術的實踐上，聞天祥表示，他從沒想過要當電影創作者，寫文章、辦活動這些事對他而言，是更加「好玩」的事。他的高中、大學時期，台灣社會走向多元豐沛，媒體興起，各種形式的藝術創作百家爭鳴。當時他選擇了對男生來說不那麼「理想」的中文系，在輔大的四年，他十分清楚自己想「玩」的是什麼，「母親在我升高三的時候過世，大家可能以為這對我考大學造成影響；不過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替自己做決定，這才是母親離世給我的最大影響。」
16歲，聞天祥開始投稿，第一篇評論電影《英雄本色》的文章，順利在《世界電影》刊出，敲開他作為影評人的第一塊磚。「非常神奇，當時不分雜誌還是報紙，負責的編輯不太管你年紀大小，只要寫得好，稿子就有機會刊登出來。」時任《中時晚報》的黃寤蘭，到後來《聯合報》的藍祖蔚，都給過當年的聞天祥極大的寫作空間。
他大學時創辦輔大電影社，幾年下來，這個學生社團的活動力超乎想像，直到大三，聞天祥才逐漸有了自己的時間，將心力投入評論寫作，每天的行程固定，「早上起床寫稿，看試片，上電資館找資料、剪報以及藏書，晚上再與電影社的學弟妹活動，還有看大量的表演。」讀中文系、創辦電影社團，聞天祥說，這些都來自一種「自我的叛逆」，可追溯到就讀建中的時候。「高二教我們『民權初步』的老師，只要求班上所有的決議都必須經過討論，絕不可以任性粗暴為之。」後來的讀書會、刊物編輯等眾人之事都依此原則推行，「老師鼓勵我們去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聞天祥表示，在標準答案之外，自己還會什麼？這個年輕時就深入心底的意念，成為他日後所有行動的根基。
沒有特別以誰為師，聞天祥的寫作訓練來自「影評文章」本身。不使用艱澀詞彙，白話、近乎生動的風格，是他的文章給人的一貫印象，「如何讀通，讓電影成為自己的一部分，自然就會找到自己的一套做法。」2002年，聞天祥接手台北電影節策展人一職，被旁人戲稱是「跳火坑」的行徑，影展定位是他首先面臨的問題。聞天祥表示，台灣的影展，工作團隊的情感濃度是很重要的關鍵，「像我現在任金馬影展執行長，我必須向我的團隊成員負責任，對他們的父母有所交代，為什麼你們的兒子、女兒得不分日夜的工作，收入卻不成正比。」另一個隨即而來的，則是來自外界的質疑，「很現實的，必須把觀眾數字（票房）亮出來，程度上，才能說服一部分的反對聲浪。」當時的台灣電影在市場上仍舊低迷，剩下獨立製片死命苦撐，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鼓勵顯得極為「實際」。結合城市、獨立、年輕幾個概念，電影節規畫「國際青年導演競賽」單元，希望透過影展的平台，讓苦撐囿限在台灣一隅的年輕電影工作者，因此有與國際年輕導演銜接、對話的機會。
策展人身分一扛四年，隨著台灣電影在市場上突圍，金馬影展主席、導演侯孝賢一句「來改變金馬的什麼吧」，讓聞天祥跳入另一個不容易的位置，繼續水深火熱。老字號的金馬影展近年開始變身，金馬奇幻影展開始餵養起又一代的年輕觀眾。「還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從當年那個愛看電影的孩子到影展策展人，聞天祥繼續看著寫著，試圖為台灣電影找出「不可取代」的關鍵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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