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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臺灣的國際空間愈來愈小,弱者如何找到出路?──專訪吳叡人《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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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佩芸)(攝影/陳佩芸)

採訪一半,吳叡人的手機響了,是母親催促他回家,兩人以台語跟日語交談,沒有一句「國語」。掛上電話,他向我們解釋,自己從小是先學會日語,再學會台語,上了小學才懂得說「國語」。他的祖父母是日治時代的教員,甚至連漢名都改了,是標準的「皇民化」家庭。

「上了小學後,有次我聽我爸在講台語,我很嚴厲指責他:『不要講方言!』結果,我爸用他很不流利的國語告訴我:他以身為台灣人為榮。」一個皇民化家庭的第三代卻成了「國民黨教化樣板」,歷史一層一層覆蓋上去,個人在歷史洪流中只有被擺弄,而沒有任何反抗的可能嗎?

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

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

吳叡人的新作《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從國際地緣政治、民族認同的角度出發,台灣自清未割讓,二次大戰後,重回國民黨的統治。吳叡人指出:「台灣做為複數帝國中心的共同邊陲,這樣的地緣政治結構,既催生了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人認同,但也禁止其完成。」台灣歷經數個帝國殖民,因而有體認「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民族認同,但同時,這樣的民族認同因為處在各帝國間的角力夾縫裡,最終,自己的命運仍不是自己所能決定。

在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此刻,這樣的觀點似乎有點反潮流。吳叡人說,「未來台灣面對的將是國際空間愈來愈小,這無關蔡英文做了什麼,現實就是中國日益強大,不管誰當選,國際施展的空間只會愈來愈小。」他話鋒一轉,「但你能因為現實的困難,就放棄選擇的希望嗎?

他引用哲學家康德的觀點,「強者有能力實現他們想要希望的東西,弱者卻沒有能力希望,正因為如此,愈慘的人愈需要希望,希望是存在的必要。」弱者的希望在哪?書中將解答指向「民主參與」與「公民社會」。

(攝影/陳佩芸)(攝影/陳佩芸)


數百年來台灣做為一個帝國邊緣的位子,在清未是「男無情,女無義,鳥不語,花不香」的難治理之地。「而90年代歷經民主化之後,『民主參與』是讓台灣人對這個地方產生認同感的重要機制,你看新黨也在說『相信台灣』,連老兵也相信民主的價值。」民主不僅產生認同的「共同體」之感,也產生了「公民社會」這個副產品,「這是一個令人驚豔的副產品,於是有太陽花學運這樣的事發生。」過去的台灣因地理偏遠難以治理,而民主化的台灣,也將是帝國中心難以治理之地。

《受困的思想》
不只討論當下,也回溯過去:為什麼台灣沒有那麼痛恨日本殖民?來自皇民化的家庭,吳叡人用同理的觀點去理解,「你不是要站在道德的高點去指責這些人為什麼當下這樣做、那樣做,那是歷史的產物。你如果在當時,不見得會做出比這些人更好的選擇。

吳叡人提到,中研院曾針對受過殖民經驗的台灣老人做言說分析發現,台灣不像韓國在二次大戰後馬上有自己的「民族國家」,隨後還歷經了國民黨統治,於是有了將國民黨的統治狀況與前殖民者相比較的心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無法直接批評,便有藉著懷念前殖民者來批判現殖民政權的迂迴策略。

然而,這並不意味要全然擁抱日本殖民經驗,八田與一後藤新平等日本技術官僚替台灣帶來現代化,卻同時是殖民者身分,「這也是歷史的產物,就像英國當年派駐了一批知識分子到印度,他們建了環狀鐵路,但同時也是殖民者,這些歷史人物都有雙面性,我們不必像電影《KANO》那樣熱情擁抱殖民地官員,也不必站在道德的高點去批評,只是歷史的當下時空就會出現那樣的官僚。他們沒有特別好,也沒有特別壞。

吳叡人說,像台灣這種歷經連續殖民的帝國邊緣地帶的人民,在政治態度和民族認同上會顯示一種「世故」、「利益算計」的傾向。所以我們常會在一些民調數字上看到很矛盾的現況: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非中國人的比例已經超過五成,但絕大多數台灣人卻支持兩岸「維持現狀」,而非「獨立」。

中研院一項長期調查更發現:當兩岸經濟狀況相近,中國也有了民主,你願意支持兩岸統一嗎?結果有約七成的台灣民眾仍反對統一。「台灣人很世故,裡子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想獨,但又不敢獨,所以只好選擇維持現狀。

(攝影/陳佩芸)(攝影/陳佩芸)


這種實用主義、世故權變的態度,也反應在島內的轉型正義,各任總統都基於政治現實的考量做了程度上的讓步,「我們好像以為所有的轉型正義只要一次就能畢其功於一役,轉型正義是道德問題,但需要用政治手段達成。《受困的思想》中比較了南非、德國等地的轉型正義個案,歸結出:只有戰爭戰敗這種特殊狀況,才能一次徹底清算歷史。就連南非的轉型正義都有政治妥協在裡面——以不起訴特定人士,來換得歷史真相。「西班牙官方在獨裁者佛朗哥去世30年間都不碰、不評價他的功過。」

李登輝處理二二八、白色恐怖平反,陳水扁、馬英九都延續著做,但台灣始終缺乏一個官方論述,這種「加害者的缺席」也是政治妥協的結果。所以,我們看到中正紀念堂的告示牌還有歌功頌德的解說,都解嚴30年了卻仍宛若在北韓。「政治景觀是最難處理的,通常會被延後處理。兩蔣就像八田與一那些日治官員,做了一些好事,但也做了不好的事,這些事都要同時被看見,像東歐有些紀念館是將政治人物的優劣事跡兩面並陳。

破碎的認同、帝國的幽靈、現實主義的困境,這像是一場怎樣都很難贏的賽局,不管讀者是否信服書中指出的出路,但至少《受困的思想》很理性並冷靜地向台灣讀者宣告,前方的路只會愈來愈艱困,於是「希望」會變得愈來愈珍貴。

(攝影/陳佩芸)(攝影/陳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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