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趙豫中）
一個論文寫不出來的研究生，正在努力尋找她的論文，又因為想逃避寫論文，所以開始寫小說。寫小說的研究生，覺得這年頭很容易遇到都更，遇到各種蔓延的街頭戰場，她於是把這些事寫進去，然後寫著寫著，她家就遇到都更了。有點奇幻，有點不思議，她是《印刻文學生活誌》歷來最年輕的封面人物，她是陳又津，以及她的小說《少女忽必烈》。
少女忽必烈
從23到27歲，《少女忽必烈》花了四年的書寫時間。這期間，她家遇到都更，如同這一代的許多人，儘管不刻意參與社會運動，但社會運動會來參與你。因為都更，她開始搜集資料，常常找到的都是投資客的資訊，甚少站在住戶面的，去參加說明會也沒用，後來她加入「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聯盟內年輕人很少，幾乎都是阿伯。「那些阿伯都是已經吃過虧的，可能是爸爸或長輩的地怎麼了，一研究就會發現，台灣的土地開發史非常恐怖。我本來想找聯盟的理事長來新書發表會分享，但怕變成自救會。」陳又津笑說。她開始跟聯盟參加一些沒人理會的記者會，去各個公家機關遞陳情書。「我現在對公家機關特別熟，營建署就在這附近。」穿著小洋裝的年輕小說家，漫不經心地指了一個精準的方向。
「寫到這一步還蠻自私的，因為當你家遇到這種事，真的沒力氣去管別的事。我想在寫小說的自私跟為社會發聲之間得到平衡，但《少女忽必烈》還不能界定為『都更小說』，因為沒有很認真在寫都更。」不僅是都更，陳又津也參與許多社會運動，在這個連環爆的時代，副本不斷地開，處處是戰場。「我覺得社運不能以事件為判斷，只要行有餘力就要去參與，即使今天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你去苑裡走一趟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能做的就去做。」
《少女忽必烈》的故事某程度照著陳又津的個人生命史走，快完稿前，她發現自己修業年限快滿了，趕緊回台大接著念研究所，卻發現哲學系前的草地被拆了，紹興社區事件仍未落幕。「當時的台大校長李嗣涔竟然讓警察進學校，我無法原諒這件事，既然他在研究超能力，我在小說裡就給他一個角色。如果有人問我小說中的校長原型，當然不是傅斯年，也不是現在這個，就是李嗣涔。」
書裡的主角多半是化外之民，或者說是遊民。三重長大的陳又津覺得，遊民其實跟自己很靠近，通車上學時看見遊民在橋下、在各種地方搭棚子睡覺，逛天台廣場也看見遊民在附近，「我在想，這是怎樣的生活？我寫遊民是為未來做準備。」到底人類所能劃出的疆界是什麼？占據的領域又有多少持久性？她對於這些都很在意，只能靠著少女忽必烈，靠著遊民去解答。也許沒有答案，而迷惑會引發另一個迷惑，只要還願意尋找，始終在路上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攝影/趙豫中）
不知道會是什麼時候，但陳又津的家即將被拆除。抽籤決定新房屋時，她和一些住戶被通知到錯誤的時間，人到現場會都開完了，抽籤程序也結束了。她還是努力找辦法，「體制內能陳情的，能發存證信函的，只能先做聲明，之後就看他們要怎麼幹。」
陳又津習慣在家裡寫作，開始寫之前，她會把筆電從自己的房間搬到媽媽的房間，「因為窗外是一片荒地，違建被拆了，剩下一堆瓦礫。」為了避免睡太久的午覺，下午她會移到家附近的閱覽室，她說，「三重最近蓋了很多兩層樓的活動中心，下面有人在唱卡拉OK，有時候很安靜，我會在那裡寫，或者去QK飲料店或附近阿姨開的咖啡店。社區咖啡店很有趣的，我反而不去文青咖啡店。」
之後陳又津想寫家族史，曾經想過的書名是《我的福建爸爸跟我的印尼媽媽》，但一切未定，她還在拿捏虛構或非虛構的可能。年輕的小說家，談話間卻經常提起「大限」兩個字，大概是看多了斷壁殘垣，自然比常人多想一些關於盡頭的事。她也擔心生活費，但更多的是擔心下一本書該怎麼寫，因為不知道媽媽可以工作到哪一天，到時候賺錢的重擔會轉移到她身上，「定個大限，寫到我需要錢的時候。我努力寫到40歲，媽媽真的老了，再努力賺錢。」如果沒有這些顧慮呢？「那就一直寫到不想寫為止，應該是不會有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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