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子／如果統一就是奴役──讀《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家專業書評-好書指南-OKAPI閱讀生活誌

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

按：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1964-，蒙古名字「俄尼斯．朝格圖」），出身南蒙古（即內蒙），從小就聽著曾為騎兵的父親講述有關蒙古騎兵的故事。他的「司馬遼太郎賞」得獎作《沒有墓碑的草原》寫的就是南蒙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屠殺的歷史。本書《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則是一部以近代蒙古騎兵為歷史線索，談的卻是蒙古和西藏人民的悲劇。

滿洲國成立後，南蒙成了日本「殖民地」，並且建立了日本海外殖民時期唯一的一所軍事學府「陸軍興安軍官學校」。這是因為日本人體認到蒙古人做為遊牧民族，對地形有著異常的記憶力、稟性尚武，擁有特殊的騎馬、馴馬方法。日本訓練蒙古青年成為騎兵將領的目的，一方面要激勵成吉思汗後裔的蒙古民族再度崛起，另一方面協助他們對付蘇聯紅軍。而南蒙古人願意跟日本人合作，則想借助日本的軍力，實現從中國獨立的願望——擁有自己的騎兵，等於民族自決的象徵。

1958年，蒙古騎兵受命出兵西藏「平叛」，毫無軍事經驗的藏人猶如待宰羔羊，被大量屠殺。後來在文革期間（1966-1976），南蒙古人遭到中共虐殺，此被他們自己視為殺害西藏人的「天罰」。造成這二個民族的創傷，在中國至今仍是不能談論的禁忌。

2015年春，日本友人井上先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礱江對岸的一座薩迦派寺院，無意中發現了護法神殿牆壁上懸掛的藏腰刀和獵槍，在家俗人自發地向寺院奉納佩刀，象徵著藏人千百年遵循的不殺生戒律。然而，一把日語稱為「反」（SORI，即弧度）的優美日本刀抓住了他的視線，古唐色的皮鞘，小柄上刻有十個五角星。玉鋼製作的刀身部分，鏽跡斑斑，沒人知道它從何而來，一線光，乾鹽一般撒在上面，令人聯想起大海滄桑後的盡頭。「莫非這就是楊教授書裡記載的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的日本刀？！」井上先生確認了甘孜康區正是當年解放軍從青海入藏的重要通道。

蒙古人類文化學者楊海英教授凝聚20多年的心血之作《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以歐亞大陸的蒙古史觀視野，通過加害者、受害者雙方口述歷史，田野調查以及爬梳浩瀚而詳實的中日歷史文獻構成。以日本、蒙古、西藏、中國為廣角鏡，以關鍵詞「蒙古騎兵」、「日本刀」為解讀密碼，圍繞蒙古和西藏的歷史悲劇，重新詮釋四維度近代百年歷史。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

全書分作兩大板塊。第一大板塊「民族自決」：近現代蒙古與日本的錯綜複雜關係。蒙古民族為了擺脫殖民地宗主國中國的統治，進而實現民族復興與獨立，接受日本近代化思潮與軍事教育，1932年滿洲國建立後的2年成立的「陸軍興安軍官學校」，即為蒙古民族自決的象徵。

這是日本海外殖民時期唯一一所軍事學府，建校旨在激勵成吉思汗後裔的蒙古民族再度崛起，由於日本對蒙古政策的非一慣性，一開始雖然支持蒙古獨立，但出於滿洲國「五族協和」政治理想的現實需求，背叛初衷。1945年，《雅爾達協定》黑箱政治操作輕易否決了內外蒙古創建統一民族國家的夢想，使得內蒙古民族自治運動領袖不得不轉而在中國境內尋求民族高度自治。同年8月，興安軍官學校發動「抗日武裝起義」，而此「義舉」直到1999年還背負著「偽興安軍官學校」的烙印，「反動軍官」為洗刷這原罪的紅字，不得不進藏立功贖罪，洗刷歷史「汙點」。「喜馬拉雅巔峰，浮現劫火光影」，興安官校校歌似乎預言著蒙古雄騎與西藏的雙重悲劇命運。

第二大板塊：「中國的傭兵」占全書70％比重。在此「日本」並未直接登場，而是通過象徵符號的「騎兵」與「日本刀」，再示由蒙古負重的日本近現代史。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日文版書封

日文原書的副標題是「蒙古騎兵現代史」，繼承蒙古騎馬戰術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日本近代軍事思想和訓練的蒙古武士（SAMURAI），在被中共逐步分化瓦解，並清除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的民族主義精英之後，完全成為一支共產黨的「傭兵」部隊。國共內戰時期，參加過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中共建政後3次參加國慶閱兵儀式。朝鮮戰爭時期，騎兵師團被調遣「支援前線」，緊接著做為傭兵被調遣到鎮壓青藏高原的武裝起義中。儘管烏蘭夫早在1955年就提出「對少數民族用兵為下策」，反對並抵抗毛澤東武力鎮壓西藏，但由於本民族於滿蒙時代的「對日協力」歷史問題可能遭致清算，在沉重的苦惱中派出兩個騎兵團「進藏平叛」。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動用蒙古梟雄呢？本書借遠征兵朋斯克與尼瑪仁欽的訪談，道出中共的一石三鳥之計：

同為藏傳佛教信仰，同為畜牧民族，最悉高寒地帶的山川地形，藏人的生活習性與騎射術，借用蒙古人的力量合併西藏；
消滅蒙古民族武裝力量；
離間蒙藏，製造新的仇恨。並證言中共有意無意地宣傳「成吉思汗的騎兵來了」，對藏人用心理戰術，造成精神震懾與恐嚇。

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對如何抓住少數民族的長處與弱點，使其盅甕殘殺，如何以道統漢文化模式馴服與教化「茹毛飲血的蠻族」爛熟於心。一方面，恩威並施，文化同化，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以夷制夷，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異心者必根除鏟盡，以漢化夷。只是，共產黨加上「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提出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並藉由政權控制的輿論工具，不斷利用「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的觀念，妖魔化並分化同一信仰的蒙藏關係。

根據其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西藏被劃分為「比中世紀更黑暗的封建農奴制」，而「少數民族的優等生」內蒙古，則被列為相對進步的封建社會，將二者甄別，互為對立。既然「三大領主」為剝削階級，政治賤民，那麼在語言修辭上必須提前扼殺，並從肉體上加以消滅，以階級與意識形態的純正搭設儀式，讓同樣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人在殺害藏人時去咎化、麻木化——不但不是犯罪，相反是遵循「自然法則」或「歷史法則」的正義行為，為「歷史進步」掃除障礙。

「我們心中燃燒著對叛匪強烈憎恨的怒火，懷著對西藏農奴深厚的階級感情，牢記著首長們的重要指示，踏上了西去的列車。」「平叛部隊」的蒙古騎兵，在日本習志野留學的陸軍士官學校，以及滿洲國興安軍官學校的將領率領下，遠征青藏高原。而在經過日本一流近代軍事思想與實戰訓練、揮舞洋刀的職業軍騎面前，普通藏人牧民猶如待宰的羔羊。

「我們的戰鬥方法很簡單。中共空軍首先實施空襲，投下大量的炸彈，造成藏人混亂，步兵則趁機用機關槍向混亂的人群掃射。九死一生突破步兵包圍圈的藏人，迎接他們的是揮舞洋刀的蒙古騎兵。」朋斯克證言。

不久，藏人明白追兵非漢兵，蒙古騎兵遵循成吉思汗的不斬降兵的傳統，而漢人步兵視藏民為累贅，不貽後患。意識到這一區別，向蒙古騎兵投降的人越來越多。蒙古騎兵亦發現，所謂「叛亂」的子虛烏有——不過是藏民圍繞牧場和家畜，不滿急劇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中共上綱上線，意在樹敵，試圖建立「無藏人的世界屋脊」。

朋斯克和尼瑪仁欽都是藏語名字，朋斯克意為「集大成」，尼瑪仁欽意為「太陽的禮物」，由此可見蒙藏在歷史文化底蘊的血脈相通。

以忠誠和服從為天職的蒙古騎兵，並非艾希曼（Adolf Eichmann）式的人性惡與體制惡的凝固體。曾為蒙古騎兵嚮導兼夥夫的藏人欽彥，親眼目睹白天驍勇善戰的蒙古雄騎夜晚唱誦的是蒙藏流傳的《卓瑪經》，即《救度佛母贊》經文。沐浴過日本式近代合理主義洗禮，又被灌輸過「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的毛澤東思想的「挎洋刀」將校們，金戈鐵馬沉雄蒼涼之後，皚皚冰原，滿天星辰，蒼穹之上，唯有悠遠古老的松濤般長調神諭，能打碎遊子心靈堅硬的外殼，吹散裹挾的灰燼，安放他們血刃之痕的心靈。這些多層次立體感的文字間，恆有一束人性之光的定靜閃耀，橫亙荒野一如初潮之風。

那麼，藏人如何理解這一悲劇呢？

藏人傳說蒙古兵天理不容，遭到報應。曾為蒙古騎兵嚮導與夥夫的欽彥問作者：「聽說來到西藏的蒙古騎兵，在回去時乘坐的飛機發生事故墜毀在甘肅省的興隆山中，機上人員全部遇難，是真的嗎？」
「蒙古騎兵全部坐火車回到了故鄉。但在文革中幾乎全部遭到清算。被殺害的蒙古人超過十萬。我們蒙古人認為這是天罰。」作者坐在藏人受害者面前，「做筆記的手顫抖，沒有勇氣直視兄妹倆的眼睛。」

本書最後，總結民族的五重悲劇：

日本對蒙政策的非一慣性，以及日本戰敗導致其未能實現民族獨立。
《雅爾達協定》阻礙內外蒙古民族統一。
中共民族政策的欺騙與背叛。至今標榜的「高度自治」只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
為洗涮歷史上的「附逆日本」之原罪，效忠中國，對同為弱小民族的藏人揮舞洋刀，這是因為「中國人成為南蒙古統治者而造成的悲劇」。
遠征西藏歸來的蒙古騎兵被解散，尋求民族自決的歷史，成為種族屠殺的藉口，民族精英喪失殆盡，民族區域遭肢解。至今，蒙古民族尚未從這五重悲劇中解脫出來。

全書平靜的文字中，矗立著高昂悲壯的民族未竟理想，同時作者忍受流血的疼痛，用一把鐵絲棕毛刷來梳理本民族的汙穢——身為一個曾迫害他人民族的蒙古人，並未因為遭受過大屠殺而清白無辜，享有「政治正確」、「普世道德」的赦免權。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身為猶太人，且曾經擔任「猶太復興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因為道出了「犧牲者的能動性」，即揭露二戰時期歐洲各猶太社群與納粹合作的事實，就幾乎成了猶太社會的「賤民」和「棄兒」。許多猶太知識精英都因此與她絕交，恰巧說明自民族被屠殺的歷史，在前所未有圖騰化的同時，成為禁忌叢生的領域。但是本書譯者吉普呼蘭在〈譯者記〉中向作者表示了感謝與欽佩之情：「對於蒙古人而言，他（楊海英）發出了他們一直不敢發出的聲音，道出了他們至今不敢講的歷史和現實的真相。」這意味著，同為大屠殺倖存者後代，卻超越了特定群體歷史堅固的禁忌之勇氣與承擔，從而將蒙受的苦難賦予更廣闊的人類記憶內涵，在精神上遏制黑暗與黑暗的對峙，仇恨與仇恨循環的可能。

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

本書作者楊海英，上小學時老師給取的一個漢名，蒙古語名字俄尼斯．朝格圖，日文名「大野旭」來自蒙語發音。有人說他是民族主義者，字裡行間表現出蒙古人的自尊，不屈不撓的品格。從實現民族自由意志與對本民族的執念來說，他從未離開過被稱為「蒙古」的母親子宮，他的根就生長在血液裡。他對蒙古民族自決與日本式近代思想與文明的「相思相愛」的加法肯定，恐怕也是仍囿於漢民族中心史觀的一元論者以及實驗室的「感情記憶」者難以接受的。本書傷痕累累的語言，經歷「化血為墨的陣痛」（the pain of turning blood into ink）再現大國強權下蒙藏的雙重悲劇，誠如藏人作家唯色所言：是悼亡之書，悲懺之書。

讀罷全書，我想起劉曉波的一句話：如果統一只能意味著強制和奴役，那就寧可不要這樣的統一。

劉燕子
1991年留學日本。現任教於日本神戶大學。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日語譯有《從天安門到08憲章》、《殺劫》等，漢語有《這條河，流過誰的前生與後世》《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合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