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科森．懷海德（Colson Whitehead）的《地下鐵道》獲得2016年美國國家書卷獎，也是歐普拉讀書會選書、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Amazon書店的2016年度最佳小說之一。
當凱薩（Caesar）第一次問科拉（Cora）願不願意跟他一起從「地下鐵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逃離蓄奴的美國南方時，科拉說：「不！」
時間是1850年左右，地點在美國蓄奴州喬治亞洲，女黑奴科拉當時只有15歲，她的祖母老死在科拉所出生的這個棉花奴隸莊園裡，科拉的母親則在她10歲時逃跑，成為莊園歷史上唯一一個沒被抓回來的脫逃黑奴。因此，凱薩認定科拉是個幸運符，是繼她母親後下一個能成功逃走的人。三個禮拜之後，經歷了更多的毒打凌遲羞辱，科拉告訴凱薩：「我們走！」
在下一個月圓之夜，兩個亡命之徒開始從莊園逃向離他們最近的「地下鐵路」接駁站。幾經波折抵達接駁站後，接駁站站長帶著他們走入暗門下方的階梯，在階梯盡頭我們看見了建於地底深處的「地下鐵路」——伸手不見五指、往兩側延伸的隧道，和沒有人知道會從何而來、往哪裡去的列車。凱薩和科拉就在此等待下一班車，帶領他們駛向自由。
而這本歷史小說也就在這裡，開始走向「魔幻」。
因為歷史上幫助南方黑奴逃往北方的「地下鐵路」，其實並不是一條真正的鐵路，它只是一個複雜、祕密的「人際網絡」，由各地支持廢奴的白人或自由黑人、前黑奴串聯起來，提供中繼站、擔任聯絡人，而脫逃的黑奴多半利用半夜，由各站聯絡人（或稱站長）一路接濟，慢慢向北跋涉。他們透過暗語、字條，甚至晾在門口的棉被拼布花紋來向彼此傳遞訊息。
「地下鐵路」約莫盛行於美國南北戰爭之前 （所謂 antebellum 時期），這用語從1839年開始出現在反奴隸制度的報紙上，1845年，知名廢奴運動領袖費德列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自傳中也談論過這個脫逃網絡（注1）。然而，1830年到1860年這段期間，地下鐵路到底幫助了多少黑人逃往北方？數字始終莫衷一是，甚至，連到底有多少北方廢奴支持者參與都難以估算。但這個神祕的地下鐵路因為彰顯了某種即刻性的希望與救贖，以及某種人性光輝的實踐，不論是在廢奴之前或廢奴之後，甚至在今日，都是一個研究與注目的焦點，無論它的實質貢獻有多大。
最早關於地下鐵路的歷史記載，是來自一位前黑奴之子的地下鐵路站長威廉．史蒂 （William Still），他加入地下鐵路網絡期間，總共幫助過649名黑奴逃向自由。南北戰爭結束後，他於1872年把手邊記載的這些脫逃黑奴的血淚故事，加上書信、剪報、法律文件和審判記錄，編成了第一本地下鐵路歷史書籍《地下鐵路：第一手資料》（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Authentic Narratives and First-Hand Accounts）。隨後，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威布．西伯 （Wilbur Siebert）則透過訪問廢奴支持者當年參與「地下鐵路」的經驗來搜集資料，以他們的回憶為主要證據，統整出地下鐵路的歷史圖像，在1898年出版了《地下鐵路：從自由到奴役》（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From Freedom to Slavery），該書所描述的地下鐵路，是一個好心人（good Samaritan）的網絡，由於西伯的受訪者大多是白人廢奴支持者，因此在這本書中，地下鐵路也變成彰顯美國北方白人大施恩惠、展現大愛拯救悲苦黑人同胞的超級利器，這個意象完美符合美國白人社會的自我感覺良好，此書出版後大受歡迎，成為形塑美國大眾對地下鐵路的觀感與了解的主要來源。
威廉．史蒂1872年的《地下鐵路：第一手資料》是最早關於地下鐵路的歷史記載。
威布．西伯1898年的《地下鐵路：從自由到奴役》符合白人社會的自我感覺良好。
1961年，歷史學家賴瑞．蓋拉（Larry Gara）深感西伯的結論大有問題，也出版了一本地下鐵路專書《自由之線》（The Liberty Line），對於西伯的地下鐵路論述，幾乎全面翻盤。蓋拉的研究顯示，受地下鐵路幫助而逃向自由的黑奴人數遠低於謠傳，並舉證地下鐵路的營救並非只是白人的功勞，自由黑人或前黑奴也貢獻良多，甚至或許更多，把地下鐵路的實質重要性及白人的高貴付出大大降低。蓋拉的研究至今是比較具學術公信力的說法之一，現今對於「地下鐵路」的專書，如2006年的《前往迦納》（Bound for Canaan），皆多有篇章評論當時黑人公民做出的犧牲與貢獻，強調地下鐵路的營救絕對是一個黑白種族通力合作的成就，而非以白人為主。
2006年出版的《前往迦納》
1961年，歷史學家蓋拉的《自由之線》幾乎翻盤西伯的地下鐵路論述
在出版《地下鐵道》之前，已出版過六部小說的作家科森．懷海德（Colson Whitehead）對於這些史實的爭辯自然是相當了解，但正是基於這些不確定性，讓他對書寫這部歷史小說有了全新的角度。他非常清楚自己並不想寫一本正正經經的歷史小說或奴隸敘事（slave narrative），而事實上也因為史實爭議，關於地下鐵路的歷史小說，或許永遠都無法只是一部歷史小說，因此懷海德說他的出發點很簡單，也很幼稚，他只想提出所有第一次讀到「地下鐵路」這個詞的人會有的疑問：這個地下鐵路是真的鐵路嗎？
懷海德的這本歷史小說之所以魔幻，就是因為他藉由小說回答兩個問題：
- 如果地下鐵路是一條真的鐵路呢？
- 這兩個逃奴經過的每一個州，如果都發生了跟史實不同的事呢？
就這樣，懷海德顛傾了歷史的軸線，故事也因此而寫出了更多歷史的可能與不可能，重新組合了歷史與世界的罪與罰。
小說中，凱薩和科拉搭乘地下列車離開喬治亞州後，先抵達對黑奴及逃奴較友善的南卡羅來納州，稍後科拉又獨自抵達了北卡羅來納州，歷史上北卡曾在1826年通過一條移民法令，禁止黑人進入該州，脫逃黑奴身在北卡，簡直比在喬治亞州的蓄奴莊園更危險，小說呼應了北卡的這段歷史，於是科拉在此度過一段最慘的歲月。接著，科拉又經過田納西州，最後落腳印第安納州的一處自由農場。在那裡，科拉以為找到了愛與自由，沒想到片刻的安定與希望，卻又迅速幻化成灰。最後一刻的生死交關，科拉躲進無人知曉的秘密地下鐵路接駁站，她找到隧道中早已停駛的車廂，她奮力一踏，車廂踉蹌地往不知通往何處的隧道深處疾駛而去。四下無人、漆黑如墨、彈盡援絕，科拉儼然進入了超時空隧道，她只能前進再前進……
最後的最後，科拉見到了光，她踏出隧道，搭上了救命恩人的馬車。
她問：你們要去哪裡？
恩人說：聖路易市（密蘇里州）（St. Louis, Missouri）。
故事在這裡走向了尾聲。你不得不佩服科森．懷海德在小說結尾給你當頭棒喝的功力。
聖路易市？那個在1853年判決德雷特．史考特（Dred Scott）終身為奴的聖路易市？那個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聖路易市？
雖然聖路易市是知名「通往西部的入口」（Gateway to the West），但它也曾在1846年受理、於1853年判決黑奴奮鬥史中最惡名昭彰的「德雷特．史考特案」（Dred Scott Case）（注2），此案高度爭議的判決，是掀起美國南北戰爭的幫兇。讀到聖路易市，21世紀的讀者更不可能不想到佛格森市（Ferguson），這個在2014年展開大規模黑人平權運動遊行的貧窮城市，離聖路易市只有短短20分鐘車程。
歷經萬劫的科拉最後來到聖路易市，她或許會從這裡踏上美國西部，但更有可能的，她或許會成為另一個被判終身為奴、永不得翻身的德雷特．史考特，又或者，即便她在聖路易市找到安定和希望，160年後她的子孫仍是只能在佛格森繼續為自己的自由平權吶吼。
懷海德雖在小說裡翻轉歷史，但最後他用「聖路易市」告訴你，歷史的進程永遠不會改變；「地下鐵路」再怎麼展現人性光輝、再怎麼描繪得比事實更顯赫，都不會改變美國現今仍走在泥沼中的種族問題；「地下鐵路」史實的真真假假其實一點都不重要，也不是重點。一瞬之間，我們從魔幻寫實的腎上腺素中，掉落到了塔納哈希．科茨在《在世界與我之間》的働痛絕對。
歷史小說，大概也只有懷海德能寫得這麼魔幻，又這麼現世。闔上書本，你彷彿能聽到懷海德的縱聲大笑，只是他的淚水必也同時悵然落下。
繁中版《地下鐵道》於2019年由春天出版社發行
在世界與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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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費德列克．道格拉斯在自傳《一個美國奴隸的自述》（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中提出，「地下鐵路」的聲名遠過它的實質幫助，因「地下鐵路」在南方盛傳，反而使蓄奴者對黑奴的行蹤掌控更加嚴厲。
注2：密蘇里州判決中有先例：黑奴若被蓄奴主帶至反奴的自由州，長期滯留一段時間以上，則此奴隸有重獲自由之身的可能。曾被主人帶往自由州後又重回聖路易市的德雷特．史考特一家人，1846年在聖路易市法院就依此前例控告蓄奴主，試圖獲得自由。在此錯綜複雜的案件中，密蘇里州最高法院在1852年判決史考特敗訴，他全家仍為奴隸之身。最後，史考特一家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仍在1857年被判決為奴隸之身，沒有美國公民權，也無獲得自由的可能。此極具爭議的判決，就是美國陷入內戰的導火線之一。
胡培菱
美國Rutgers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台大外文所碩士，政大英語系學士。主修種族研究、人權與文學、後殖民新殖民理論及世界文學。得過一個文學獎、一個碩士論文獎。專欄文章見於《The Big Issue》大誌、《字母 LETTER》、Openbook 閱讀誌、蘋果日報等。譯有《以母之名》等。個人信箱peilinghu@gmail.com。現任大學教師及評論／書評作家，定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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