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佩芸）
那是一切漫遊的起點，那所有敘述者頻頻回望之地，歲月靜好，彷彿若有光。
1977年出版的《擊壤歌》讓朱天心一舉成名，彼時她才十來歲，寫的是無憂無慮的高中生活。胡蘭成說像是《紅樓夢》前八十回，大觀園裡不知外界世事，天真爛漫，「可妳要怎麼寫後四十回？可愛的同學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他用一些很嚴厲的話質疑我，」朱天心說，「當時我超不服氣的，這八十回都還沒過夠，沒辦法去思考。但我一直把這件事擺在心裡，怎麼去回應後四十回。」
三十三年夢
三十多年前的質問懸宕至今，彼時的少女覺得必須證明什麼，依舊走著文學這條小路，依舊一遍又一遍返回胡蘭成曾為她導遊的京都。時移事往，見過初夏荷花，寫下那些只有記得才算數的，朱天心交出了後四十回，她的《三十三年夢》。
實際動筆的驅力，跟女兒謝海盟有關。書初啟的場景是2013年，謝海盟在京都參與《刺客聶隱娘》拍攝即將收工，朱天心與唐諾想去跟女兒會合，那時因為動保議題，她與女兒已經冷戰三年。曾經鋪過許多次台階，皆失敗，她想藉著京都，動用曾經有過的美好回憶去中止戰局，無效。朱天心說，「她和唐諾還是有說有笑，我只能很傷感地拍他們的背影。當時有種感覺，她想把我逐出她的生命。我覺得說，那好吧，妳不要這些我們共有的回憶，那我記下來，所以回來就開始寫。」
她把京都當成舞台，試圖記下每人每次的登場，自己的、朋友的，都巨細靡遺地寫下，即使有人認為這是個「輕型回憶錄」，她也難以辯駁。「如果我意識到這是個回憶錄，可能不會這麼吃喝玩樂地寫掉。」她平靜地補充，「我看了很多人在批評，覺得這是個恐怖的四十回，把前面都給砸毀了。」
（攝影/陳佩芸）
從世紀初開始屢屢嘗試新的長篇，屢試屢敗，朱天心想寫她在場的50年，台灣的50年所見所聞。而她的主觀太強，人物無法好好成形。她想把個人的記憶先行處置，如同一艘爬滿藤壺的輪船，必須進行刮除。卸下記憶的包包，才能輕裝簡便開始動身，即使被評為失之瑣碎，她依然認為有其意義。
「因為第一次就被胡蘭成帶去京都，非常驚艷，最好的中國想像幾乎都在那裡，完全可以對號入座投射詩詞歌賦裡的想像。後來中國可以回去了，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提供的，只能讓想像破滅。後來加入季節，想著下次要看櫻花，要看秋天的楓紅，要看冬日落雪，一去再去，之後又帶不同的好朋友去。京都成為置物櫃，一個儲藏美好記憶的地方。」朱天心說，「這有點儀式性，每次去都鬼影幢幢，甚至不在的父親都覺得他在。有些友人，你看過他盛年最美好的時候，儘管現在已經不再來往，他們也在，覺得像是一再把置物櫃打開，是這樣的因素。」
她的旅行記事沒有情緒，只記行程與飲食，後來甚至愈寫愈簡，因為去太多次，行程已開始重複；反而早期的記憶特別清晰，像是與胡蘭成初遊京都，或是初初幾次的旅行，即使找不到筆記也能夠仔細回想。關於寫什麼、不寫什麼，她認為生活裡已經做過裁汰。她有寫日記的習慣，在愛貓「橘子」離世前天天都寫，完全記事，並不抒情，節制而少話。「你覺得珍貴的就不會忘，你會忘的就不值得記憶，我自己有這個迷信。」朱天心說。
（攝影/陳佩芸）
書出版後討論熱烈，問她有當事人來找嗎？答曰沒有音信，可能因為皆已絕交。「寫下過往，對我而言是一種交待，避免和稀泥，把事情說清楚，也遂行自己的價值。」在這之前，總有熱心的共同朋友，想擺桌酒席讓他們一笑泯恩仇。但朱天心形容這些關係如怨偶，既然價值觀相距甚遠，不如就此分手。
「走到這一刻，你會看到身邊許多人選擇性記憶，或偷偷修改記憶，至多做到不說，說出來就要誠實。」她說，「尤其我把自己的記憶視為如此珍貴，即使大部分主流的聲音不那麼相契合，甚至你覺得寫錯了，那你就說出來、寫出來吧，也可以把這看成一個拋磚引玉，說出你的記憶來。」
除了對文章的評論，她看到自己的作者介紹也被討論，「山東臨胊人，1958年生於高雄鳳山」，她認為無論說不說，都與文學無關，而台灣這20年來民主化的努力，不就是企圖打破這些？她強調自己從來沒加入國民黨，被說成國民黨權貴讓她不解。「外省人就等同於國民黨嗎？我寫《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就想打破這個連結，外省人就是既得利益者嗎？我當時就是想誠實自剖，以免別人亂解剖你，只有自己誠實，才有勇氣去質問別人。」她帶著怒意小聲說，「有人把我跟連勝文並放在一起，超不爽。」
《三十三年夢》像是某種溯源，她是緣溪行而忘路之遠近的武陵人，想走得更上游一些。但何以關於根的投向，既不是彼岸的中國，也非出生的高雄，卻在京都？「我也想拉開一個空間談，可以鬆開來一點。像是新住民，不是出生在這裡，但他想留在這裡。憲法沒有規定每個待在這裡的人都愛死這個地方，你管他家鄉在哪裡。對我來說，比較理想的國度是，人不用交代對這個地方有多愛還是多恨，那才是真正自由。」朱天心說幾年前看《聯合文學》找黃春明跟莫言對談，談起故鄉，莫言說是愛恨情仇，心情複雜，黃春明說他對宜蘭只有愛，她本來以為莫言的政客性格較濃厚，反而覺得黃春明的回答比較像政客。她說，「文學人面對真實，感情一定是各式各樣的，就是會不滿意最在意的部分。」
可能只有遇上動物保護，她才會強烈標示出自身認同，因為居住的里很早就加入TNR（街貓節育計畫），她非常以那個里為榮，凡發言必加上里名。朱天心說自己的認同是在台北市大街小巷的小水罐，那些餵貓人熟門熟路、小心翼翼藏在後巷的瓶瓶罐罐，每回見到就感動，更覺得這是她想待下的地方。「如果有天這也保不住，我想就該離開了，雖然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會這樣對待街貓，也會這樣對待大型哺乳類，對待其他的人，這是我喜歡的溫柔友善的地方。」
（攝影/陳佩芸）
朱天心的生活規律，清早從餵貓始，需要投藥的那些交給朱天文餵。因為她在家裡沒有自己的書桌，之後便跟唐諾、謝海盟去咖啡館，借一張桌子寫字。一路寫到下午兩點，若沒有訪問或約會，就跟謝海盟去走路，七點回家後，再餵貓，看報讀書。她至今還天天抱著愛貓橘子的骨灰睡覺，希望貓兒入夢，但是沒有，後來橘子帶大的孤兒貓也離開，懷中的骨灰又多了一罐。「沒想到這麼快就來到眼前，要跟心愛的生命說你肉身所見。我想著要給橘子一個最漂亮的墓碑，便以這樣的念頭要自己把書完成，寫到今年五六月，幾乎寫到現實生活的腳下。」朱天心說，「我總覺得菸癮極大的唐諾一定比我先走，也許年邁之時，我還會帶著他的骨灰在京都蹣跚於途，去看我們所看過的吧。」
刮除藤壺，暫置重擔，接下來就要面對朱天心所在場的50年，那個她所耿耿於懷的長篇小說。離開桃花源的武陵人，或是從前從前那個浦島太郎，或是班雅明筆下臉朝過去、背向未來的天使，當他們決定轉身，面對現在，又該怎麼寫下今生今世、此時此地的好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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