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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入門】從《甜蜜的謀殺》談男性作家的女性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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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甜蜜的謀殺》,我決定開始關注譽田哲也。

《甜蜜的謀殺》以一位四十二歲的中年女警魚住久江擔任主角。她未婚且膝下無子,隸屬於練馬分局刑事組織犯罪對策課,相較於在本廳搜查一課偵辦命案,她更希望在命案發生前,扮演「防患未然」的角色,因此一直婉拒上級的調職邀請。她對待受害者、犯人的獨特包容力與關懷,讓讀者看見除了《草莓之夜》的姬川玲子外,另一種不同風貌的女性圖像。

有時候會想,一個作家在寫自己不熟悉,無法親身體驗的角色時,需要的是什麼?尤其當遇上「性別」這道難以跨越的界線,如何書寫便成了重要課題。男性作家寫女性角色(或女性作家寫男性角色),都只能憑藉外在觀察,揣摩該角色的心態,其中可能流於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寫成「女皮男骨」的角色,無法刻劃得入木三分。

也因此,當男性作家有意識地以女性為主角,讀者不免揣想這背後的創作理念為何。當然有時候(或該說大部分時候)作家憑的是直覺,認為「用女性比較好」,一開始不見得有什麼意義。現實一點的目的則是市場考量,將女性安置於某個男性主宰的環境(如軍、警界)以突顯其特異存在,抓住讀者的好奇心。

但不管是哪一種,當作者真正下筆之後,圍繞在角色身上的性別特質便會於故事中發酵,若這個人是主角,甚至會引導故事的整體氛圍,決定小說的「色彩」。

一如東野圭吾《浪花少年偵探團》,主角是一位粗線條,具備關西人海派與搞笑個性的女老師竹內忍,在大人眼中,她是草根性強的美女,在小孩眼裡,她則是強悍的大姐頭。這樣的人物擔任主角,便讓故事整體呈現輕快的調性。試想如果竹內老師是男性,會變得如何?感覺草根味會更重一點,行事更粗野一點,原本女性「柔軟」的特質便不見了。

另一如北村薰的「我與圓紫」系列(首作為《空中飛馬》)以及「貝琪小姐」系列(首作為《街燈》),前者主角登場時,是剛進大學的女學生,後者則是昭和時期的好人家小姐。這兩位主角在作者筆下,表現出的是一種好奇心旺盛,卻未經世事的眼光,其純潔的價值觀使他們對某些人性的反應(特別是壞的那方面)更為放大,但也在故事中的「人生長者」(前者為落語家春櫻亭圓紫,後者為女司機別宮美津子)循循善誘下,讓她們領略到社會、時代的現實與殘酷。因此這兩系列可說都有「成長小說」的特質。若將主角轉換成男性會怎樣?一位天真無邪的青年,透過事件成長……倒像是青春小說的命題了。

回頭看看譽田哲也的作品。《草莓之夜》的玲子與《甜蜜的謀殺》的久江在身為女性方面,都具備賴以破案的獨特直覺,對於性犯罪與性別(性取向)歧視也會有相當程度的情緒反應。這些是作者賦予的女性特質,但在「年齡」的差距上,作者有意識地區別這兩位角色,將他們獨特的個性轉化為作品基調。

玲子個性外放、熾熱,對於環境加諸自己的不公會起身對抗,作中偶爾可見她與部下菊田的感情戲,顯示故事的男女情感是奔放的。另一方面,玲子十七歲時的陰影一直壓迫著她,也使劇情有種「喘不過氣」的緊湊感。

相較之下,《甜蜜的謀殺》的久江顯得內斂而沉穩,對周遭的問題會看得比較開,處理時懂得權衡得失,但感情方面就顯得淡然,對於比自己年輕許多的男警官峰岸,也僅是抱有模糊的期待感。譽田哲也曾在訪談中提到,久江是個會「累積微小喜悅」的人,也因此我們在作中看不見爆炸性的轉折,卻有股淡淡的、堆疊起來的溫暖情緒。

男性作家寫女性角色,誠然是一件不易的事,但即使寫不出「真實的女性肖像」,仍可以寫得很有味道。北村薰筆下的女角,普遍受到女性讀者喜愛,《草莓之夜》的姬川玲子,也被書評家杉江松戀喻為是日本警察小說中,承繼村上綠子(作者為柴田よしき)與音道貴子(作者為乃南アサ)的系譜角色。書寫女性並非是女性作家的專利,只要有心,男性作家仍可以開創出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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