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林阿讓）
一個台灣人，既非從商，也非依親，只為了近距離觀察中國在近代的劇烈變化，更為進一步理解生活在中國裡的每一個人，將會如何因應轉型期間翻天覆地的浪潮。基於這些想法，身為台大法學碩士的李政亮，在2000年移居中國，一住就是11年。而他將這段時間的體會，寫入了《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成為最實地的在中第一手生活資料。
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
帶著台灣的成長與求學經驗而去，對於中國這個近乎處處皆爭議的世界話題中心，李政亮既不用國際經濟的標準衡量，也避免用政治分化的眼光看待，而是以一個身在其中真實度日的知識小民，來接收與試著理解中國劇烈的變化。如同《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的副標所註解，在他對中國的初步結論中，包含了「1/3流行文化＋1/3國族想像＋1/3日常生活」；而在這三個層面裡，不同的世代，也有著不同的觀念與處置方式。
「在中國檯面上的年輕知識分子，似乎讓人感覺很樂於或勇於批判，其實不免也有『媒體化』的成分存在。」李政亮表示，中國的學者專家們與台灣一樣，都出現了體制化與邊緣化的問題，「一些敢言、敢動的學者，只要被綁在學校裡、卡在升等的規章當中，氣勢就會慢慢弱掉。」學者批判的聲音受困，線上媒體的記者或文字工作者們，多半只著眼於具時效的新聞議題，一抓到機會就窮追猛打，跟台灣沒什麼兩樣。差別在於中國尚有言論管控的問題，一旦受到管控，議題也就瞬間消失，等待下一個議題再出現。彷彿處於一種將鬆綁又未鬆綁的狀態，諸多族群伺機而動，隨時都要衝撞，但一衝撞又會遭到打壓。「有族群要衝撞，但也有族群要捍衛這個體制。」李政亮認為，這種弔詭的情形，在這一兩年會有相當關鍵的轉變。
或許我們可以說，隨時準備要衝撞的世代，屬於言論與行動都風風火火的「八零後」；而捍衛體制的，則是依舊抓著中國政治經濟重心的「八零前」。「就像中國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提倡的『唱紅歌』，就是呼籲要『回復過去的精神』。」過去的精神是什麼？是某些八零前的人曾經擁有的「上山下鄉」的經驗，他們認為這是此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資產。「這批人覺得現代社會矛盾太多、過於空洞，缺乏一個共通的價值。」眼見貧富差距日漸擴大，社會缺乏團結的基礎，無力以實際作為去處理民生經濟問題的結果，就是重新用文化民粹主義，高舉著道德旗幟，來重建社會主義原初的精神，「唱紅歌」便因此出現。
「唱紅歌頌揚的內容，最經典的就是毛澤東說的：年輕人要『像八九點鐘的太陽』那般光明向上，要把當年上山下鄉勤勞刻苦發揮出來。」這樣的緬懷在價值虛無的環境裡極易產生，可說是八零前無力掌控國家轉變，於是呼喊回歸。「中國對『維穩』（維持穩定）的想法很根深蒂固，永遠覺得需要團結。但團結需要一個核心價值，當下找不到、未來看不到，只好從過去挖。」李政亮說。
即便是八零後，也逐漸進入了三十歲大關。「他們其實是物質最充裕的一代，還親眼見證了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八零後不僅看著國家經濟起飛，更經歷了北京奧運等全民事件，體會到前後的激烈昂揚與急速冷卻，「這讓他們對於國家與個人的聯結，產生了更多的反思。」加上八零後不只是網路與新媒體最重要的使用者，也面臨了相當嚴苛的城市生活壓力，要他們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近乎是不可能。
「九零後，特別在他們的次世代文化裡，流行起所謂的『穿越』。」「穿越」簡而言之，就是跨越時空，回到過去（或未來）。此世代對此話題著迷的程度，不只在小說或戲劇裡，甚至發生北京的小學生因此自殺、留下遺書說明自己回到過去的哪個朝代。「很多人都在討論『穿越』出現的脈絡是什麼，甚至對之批判。」李政亮自己對這個現象也充滿好奇，認為是相當值得持續關注的一件事。然而，無論是八零前的唱紅歌，或是九零後的穿越，差別只在前者的概念曾經存在，而後者屬於架空虛構，兩者的根基其實很接近。
「當我們在現實上遇到問題，自然會從成長經驗裡，找出一些自己覺得美好的回憶。」也許在近十年的中國裡，我們可以看見的是，因為對現狀的無能為力，各世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逃避或追尋，期冀有個場域可以交託自己。而，中國如此，台灣又何嘗不是？
〔李政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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