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該怎麼思考未來的財富、薪水，還是家庭生活？

2012年輕人失業率節節升高，在西班牙高達50%；而根據主計處最新公布數據台灣總體失業率為4.27%，然而20到24歲的年齡區間卻高達14.06%。很多年輕的失業者，在就學時認真念書、做了該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但是出了校門卻只能面對：「失業」與「比過去都更不確定的未來」。

然而，現今台灣媒體與政治操作下，跟退休生活有關的年金制度議題，某部分乍看居然只成為了「一般勞工與公務人員之間」，或是「世代之間」的批判；但是，面對不景氣的經濟與就業環境，若真探討「是否公平」這件事情，恐怕依此著眼點有失偏頗也過於短促。獲得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今年在《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對美國衰退的經濟現狀，提出根本性的省思，大聲疾呼整體社會貧富不均的結構才是主因，導致了經濟運作缺乏效率，阻礙成長；而那些位於社會頂層「1%」的財團共犯的失能政府，正是元凶！

當政府做好本身的工作，勞工與投資人的報酬將等於他為社會創造的利益，如果不一致，便是「市場失靈」，也就是市場未能產生高效率的結果。而有些金融業正是利用他們的政治力量，以確保市場失靈不會被政府矯正，讓他們的私人獎酬繼續遠高於他們的社會貢獻。

市場力量影響不均，政府的政策卻塑造那些市場力量
自由主義所頌揚的是「毫無干預的政府」，但是放任市場機制自動運作到達公平競爭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市場力量雖然真實，不過這個市場卻是由法律、政府管理和各種機制所塑造！每一條法律、每一條管理規定、每一個機制安排，都會影響分配，史迪格里茲這麼認為「而美國市場經濟被塑造的方式，就是對頂層人有利、對其他人不利。」理想而言，充滿競爭的市場狀態下，財富會被避免為少數人獨佔，舉個例子而言，因為當一家公司的利潤高於競售水準，同業就會試著以低價搶走顧客，激烈到最後，價格就會降到利潤為零的地步。然而企業利用一些方法規避法律、或讓法律無法有效執行，好比減低市場透明度，讓顧客很難知道自己是否得到好交易，這種資訊不對稱的狀況，資本主義於是失靈，金錢將不會流向表現最好的銀行或是最報酬最高的地方。

在書中，史迪格里茲用了經濟學的名詞：「尋租」，來形容這些坐擁大批財富的1%頂層的收入，不是由於自己創造財富、努力工作之下的獲得，而是從那些不用努力而有的財富，瓜取一大部分給自己。財富成為一種移轉、而非創造。因此，富者越富、窮者越貧，中產階級則被掏空。2011年美國赤貧家庭的數目是1996年的兩倍。（赤貧：指每人每人只靠二美元或更少的錢生活），財富移轉、而非創造。而書中大篇幅的介紹引用富人或財團無孔不入的多樣化「尋租」方法：

運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制定政府管理規則；據估計，每一位美國國會億元就有二?五名銀行派出來的說客，他們使出渾身解數，以確保政府的提名出任官員的人選在掌握之中。

用很簡單的方式，安排政府把現金交給你；2003年，美國政府延長了「醫療照顧保險計畫藥物給付」法律中訂有條款，禁止政府議定藥品的價格，因此支付出遠高於成本的價格，每年送出了五百億以上美元的金額給製藥公司。

政府也許不廉價提供現金或資源，但改寫規則，以提升企業的獲利；這就是「乙醇補貼」的例子，這原本為了降低對石油能源的依賴；但美國必須跟以蔗糖成功製造乙醇的巴西競爭，對進口乙醇課徵重稅，但是四十年來這些企業仍是扶植不起的阿斗，即使得到高額補助2008年仍告破產！土壤既沒有為廣大的貧窮玉米農帶來收益，而政府的高額補助大部分留向了玉米乙醇生產商與企業。

全球化下貿易自由化的官帽子；企業跟勞工說「如果你不接受工資低、環境差的工作選擇，公司就搬到別的地方，別想有機會工作。」然後威脅政府說「除非你降稅，補貼我們，否則我就搬到稅率更低的地方」

分配不均可以扭轉嗎？可以的。巴西曾是不均差異最大的國家之一，1990年代在卡多索與魯拉總統的領導下，大幅增加教育支出、也提高了社會支出以減少飢餓與貧窮。史迪格里茲在本書仍然抱持希望，雖然無法建立一個機會完全公平的體系，但至少要求政府將市場導向效率與公平的方向，讓機會更公平，「1%」位於的頂層政治與經濟力量，從「阿拉伯之春」到「占領華爾街」的掀桿而起都是為不均的政經體制開始的抗議力量；然而，每個國家的問題與面臨的困境並不同，但同樣以資本主義導向的台灣社會，未嘗不能從這本書尖銳的觀點與精細的探討看到更多共鳴之處；而更多人有意識、勇於發言，或許能讓現狀的改變更有機會，至少陶比獅私心希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