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格可能殺了人，這不是完全不可能。」

奎格的妻子及一雙兒女，某日中午被鄰居發現陳屍家中。槍殺，現場沒有手槍；這類案件的第一嫌疑人通常是配偶。警方找到奎格，並發現以下幾點事實：奎格已經跟妻子分居一段時間，奎格的車上有兒子的血跡；兇手行兇的槍枝型號跟奎格的一樣，而奎格的槍不見了；奎格是他妻子的保險受益人。種種不利的證據加起來，即使，警方自始自終沒有找到行兇用的槍枝，奎格依然被視為兇手；奎格，被判了死刑。

大衛．道是專替死刑犯辯護的律師。奎格的案子在到他手上之前已經經歷過兩任律師，依他的說法，前兩任都很扯：所有該被提出的疑點都沒被提出、沒有傳喚相關人作證、沒有檢視檢方/警察提出的證據。照某前任律師的說法，「他以為奎格不會被判死刑。」奎格最後的上訴機會在大衛手上。

一開始，大衛的上訴策略是審判瑕疵；因為要證明清白太難，縱使並沒有直接證據指向奎格就是兇手。不過，由於種種繁複的程序先後問題，最後他發現還是得從奎格清白下手。在有限時間裡，他們找到當初賣保險的業務員，作證奎格是在被推銷的狀況下買了保險（意思就是搞不好他根本不記得自己買過、或是弄不清關於理賠那一堆後續該如何處理）；他們也找了奎格兒子學校的保健室老師，證明這孩子本來就容易流鼻血（的確，依照常理，在車上有自己兒子的血跡不是件很正常的事嗎？）不過關鍵的是，最後他們在監獄裡遇到另一個死刑犯，這個死刑犯提出了一個完整的說法（通過測謊的），兇手另有其人。他們說服了法官撤銷行刑日，意思就是奎格「暫時」可以不用在他被宣判執行死刑的那天受死。不過他們無法說服檢察官和上訴法院。

如果我知道自己還有幾週、幾天、幾小時可以活，我會做什麼？我會致電所有人一一道別嗎？我將用僅餘的時間和我最愛的家人相處？或者會因為分離的痛苦而畏縮？
是不是每個人都想過這些問題？

《死刑台前的告別》是大衛?道記錄了他自己，以及他身邊的死刑犯們某段時間的故事。書以奎格的故事為主軸，同時穿插敘述他經手過的諸多案例。美國三分之一的死刑犯都出自德州。身為這樣一個州的死刑律師，我們該說他見多識廣嗎？其實無論怎樣看待，他描述的每一個案例，他提出的很多觀點，的確都是我不曾思考過的。

對一個死刑律師而言，「勝利」是什麼？如果他的當事人在上訴過程中因為愛滋過世，他算贏了嗎？大衛曾替一個當事人以精神失常的論點免除死刑，但其實他並沒有證明他的當事人無罪，他只是不用死而已；他贏了嗎？當下或許是。可是接下來的一個case的當事人對他說：「律師，恭喜你。可是我不要以這種方式上訴。」這個當事人是清白的，他有機會被診斷出精神失常，可是他不要因為他沒做過的事在精神病院服一輩子的刑。
「大多數談論廢除死刑的人總喜歡針對那些無辜者。」大衛故事裡的當事人不全然是無辜的，可是當你對這整個制度有根本上的存疑，你該如何定義所謂有罪？「白人受到的重視遠大過黑人、檢察官隱藏證據、警察老是說謊、法官判斷的『正義』是依據最新的蓋洛普民調、有錢人殺人後可以逍遙法外，至少從來不會成為死刑犯……」

與《殺戮的艱難》不太一樣，大衛在書中陳述自己從原本支持死刑，到反對死刑；他用一個一個個故事堆疊，讀起來有點像小說，他描述的案例當事人身分都已經經過處理，不過對話還是真實的，他仔細記錄下的掙扎、人生，不論是死刑犯的、他自己的，你依然可以理解想像。他說，「從內心去瞭解一位坎坷的人，你至少有一陣子會一樣坎坷。」

最後趕去阻止奎格執行死刑的路上，大衛因為超速而被警察攔下。他看著警察慢吞吞的作業流程，忍不住跟警察說，我是死刑的委任律師，馬上就有死刑要執行了，我要趕去那裡。警察看了他一眼問到：「是原告，還是被告？」大衛在一瞬間閃過是不是要說謊的念頭。

所有，我們從小到大的經歷堆疊成現在的我們，價值觀？誰說了算。我們都不想當丟石子的人，可是也不願輕易放下手中的石塊。不過，或許你會對所謂「罪有應得」有不同的解釋。或許，你會願意再次思考所謂「法律」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