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看著地圖上寫著「西藏難民村」，發現離波卡拉不算遠，決定騎著單車去看看。想去看的心情多半是出於好奇，成長在台灣安逸年代的我，沒見過「難民」，這個字眼只存在於電視裡，記得小時候聽過衣索比亞難民，照片裡一個比一個還皮包骨。把單車打完氣，租車行老闆還特別說了一句：「記得要殺價，西藏人很愛錢。」
騎了約半個小時的路程，跟著指標到達了難民村，本以為會看到民不聊生、破破爛爛或是鬧飢荒的景象，但沒有，那就像一個手工藝品市集，在那裡，藏人生活不見得特別差，甚至他們的穿戴、氣色都比尼泊爾鄉村許多人來得好，並不特別覺得有貧窮之氣。
回到波卡拉，我在一家藏人開的店吃momo，我和老闆提了我去難民村的事情，藏人老闆問：「有什麼感覺嗎？」我說：「你們好像沒有比鄉下的尼泊爾人苦，也並不窮困。」他想了一下跟我說：「貧窮不見得苦、有錢不見得不苦。我們是回不了家的人，只能暫時在這裡居住、生活、發展，怎麼知道這『暫時』就是40年。你可以體會在自己國家卻不能講自己的語言、擁有自己信仰的痛苦嗎？」那時我才知道，他們在尼泊爾不管過得多好，都是沒有戶籍的人、沒有存在感。今年尼泊爾大地震的死傷數字裡，並沒有西藏難民身亡的統計，儘管各方情報都直指難民所待的區域傷亡慘重。上萬的難民，在此完全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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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各方媒體批評聲不斷，但中國對西藏的文化清洗沒有停過；縱然全世界對ISIS嚴厲指責，但也只能放任敘利亞自我毀滅，無能為力。 當電視上走過一個又一個的難民臉孔，除了心酸，還能怎麼樣？曾經從土耳其一路旅行到敘利亞，那時的跨國旅行，現在有如天方夜譚，當時的旅途當下成了逃亡之路。
在喜馬拉雅山麓可感受藏人的信仰（圖／黃麗如）
或許對台灣來說，中東難民流亡到歐洲的情節，太遙遠；藏人在喜馬拉雅山麓的流亡故事，太疏離。但被戰爭、政治、經濟所逼，而迫使人流浪、出走的情勢其實一直在台灣發生。
1895年到1946年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因為日本戰敗而必須離開台灣，這群「灣生」也沒想到這一離開就是和台灣告別，原本以為的家鄉，因為時局而變成異鄉。《灣生回家》作者與紀錄片製作人田中實加就在記錄桑島靜子的故事中寫道：「台灣花蓮也是我們的故鄉，因為我們在那裡出生啊！……不只桑島奶奶，還有更多更多的灣生也是這樣對我說。」灣生回到日本後，一切重頭開始，他們不被日本社會接受、在護照國籍標示的國家裡，反而成了沒有存在感的人。當然，1949年跟著蔣介石來到台灣的人，沒有想到這一來就是60多年，異鄉不得不變成家鄉，當時逃亡的路線、故事對很多人來說依然歷歷在目，《留味行》所追尋的心路歷程，和現在正在逃亡的敘利亞人、橫越地中海到歐洲的非洲人、海上漂流到泰國的緬甸羅興亞人是同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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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2018世界盃資格賽，最後越南2比1贏了台灣，很多球迷在網路上寫下諸如「如果不是……，我們就會贏」的字句，關心賽事的友人說幽幽地說：「台灣人應該很久很久沒有好好看越南朋友長什麼模樣、不知道足球在越南是多麼讓人瘋狂的運動，我們對於東南亞真的認識淺薄，甚至不覺得需要花時間認識！」
沒有「難民法」的台灣，對於非從正常管道抵達台灣的人統稱「偷渡客」，而異國聯姻（尤其跟東南亞聯姻）更被很多人賦予奇怪的解讀，基本上我們的制度對外來的人是不友善的。但不能否認的，被環境為難而來台灣生活的新住民一直都在我們生活中，難民並沒有離我們很遠。偏頗的認知與狹隘的視野，反而讓我們在這塊土地製造甚至加害難民。當民粹或是國粹的霸道思考當道時，想想自己的身世，我們究竟怎麼來台灣的？我們的祖先是怎麼來台灣的？原住民是怎麼被漢人或日人逼迫而遷徙的？這些移動都不是旅行，你我其實都有難民的基因。
很多人都有難民的基因，在尼泊爾的藏人沒料到這一待就快一甲子，甚至第四代都出生了（圖／黃麗如）
酒途的告白：環遊世界酒單
黃麗如
資深旅遊寫手。信某香港神婆看著命盤所云：「想要，就可以立刻擁有。」而忽略其他警語。著有《酒途的告白》《極南》《醒來，在地球的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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