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佩芸）
定居香港的武俠小說家鄭丰，出身政治世家，父親是我們熟悉的前監察院長陳履安，祖父是課本裡會寫到的第二、三任副總統陳誠，而她不走政治之路，反而在青少年時期便隨著哥哥們的腳步開始閱讀武俠小說，更創作起武俠世界，甚至被倪匡譽為武俠小說界裡尋找已久的那塊女性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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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她，不只是小說家，也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在忙碌的工作育兒間寫出一本又一本武俠小說，這本甫上市的《生死谷》延續前一本以唐初為背景的《奇峰異石傳》，寫至藩鎮割據的唐末時代。「我以歷史為基礎做出一個年表時，其實蠻驚訝的，那時候被刺殺的人真的很多。藩鎮彼此搶地盤，被毒殺、被刺殺的到處都是。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李詩道派人把武元衡在街上殺死了。」武元衡是唐德宗特別召回長安力主削藩的宰相，卻在一天準備上早朝時被刺客刺殺。「多麼亂的時代，宰相可以當街被殺死？」而《生死谷》就在這樣的亂世開場，原本只是幾個小孩在街上玩球，卻不到一天時間通通不見，七八歲的孩子被帶到謎樣的山谷裡分隊，奪去衣服、姓名，不准說話，開始嚴酷訓練。
故事裡的主角，鄭丰說同最近紅紅火火的電影《聶隱娘》，也參考了唐代傳奇，「雖然聶隱娘傳奇相當完整，說了一個殺手的形成過程，但我自己架構一個長篇小說覺得這樣太少了，不足構成長篇，所以我找來一群小孩當殺手，而那時殺手的需求量也的確蠻大的。」於是《生死谷》裡不只有以聶隱娘為原型的女主角裴若然，還有上百位小預備殺手，他們一起通過各種考驗，有時競爭，有時互相幫助，有時又相互陷害，甚至為了食物人吃起了人，最後好不容易出谷，他們成為「殺道」的一員，開始奉命為錢殺人，卻也開始為該不該殺人所憂苦。
武俠，顧名思義應該有「俠」，但在那以殺維生的世界裡如何成俠？「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其實主角們也沒有答案，裴若然只相信『活下去』與『不能背叛朋友』，而武元衡的兒子小虎子則懷抱善惡，寧願求死也不想再活。」也許善惡原就不恆常，像我們生活的真實，尋找「俠」竟也變成了武俠小說裡的一道謎語，不是團體，不是人物，而是如鄭丰所說，「俠的概念隨著時代愈來愈複雜，變成一念之間、一個行動。一生是俠或工作就是行俠仗義是不合時機的，俠應該是每個人可以做到的一點點。」原來，現實的殘酷已經感染了小說，連小說都不再能夠容忍夢想的英雄。俠不再同金庸刻畫給我們的英俊、瀟灑、萬能，甚至連多情也不被忍受。
（攝影/陳佩芸）
如同不存在的英雄，在鄭丰的小說裡也不存在美好的愛情。「不管是小說還是現實生活中，感情應該是比較細微、比較隱晦的。」儘管金庸是鄭丰的偶像，但作為一個女性武俠小說家，她有著不一樣的愛情觀點，「金庸裡許多愛情很感人，但也有像是韋小寶，一點都不吸引人的。一個女生在看一個男生的時候，我覺得還是在看你對我好不好、夠不夠，可是韋小寶什麼都沒做，反而都是女生一個個貼上去，這很不合理。當然這是金庸的安排，一個玩笑的設置。」不過，的確武俠裡大部分癡情的都是女生，除了鄭丰，她的愛情一定要有理由，就像她問的：「女生總還是會愛上那個對自己好的吧？」愛情不會出自平白無故，英雄也不會天生而成，在鄭丰的小說裡，一切都一定要有所作為。
聊到現實，也聊到鄭丰長居的香港，談起雨傘革命，她說自己看到了很多「潛在水裡面的浮出來了」。革命不能三言兩語，但生活中的威脅，她是深切體驗感受。她要生第四個孩子時，早上打電話去醫院，醫院卻說沒有床位要等到中午，但孩子都要生出來了哪能等到中午呢；不只她沒有床位，全港不論公私立醫院，生完的產婦同樣沒有床位，只能在走廊上躺著。而生完第五個孩子時，她則碰上奶粉荒，奶粉還在貨艙就被運走，得直接跟生產奶粉的人登記，把身分證給他，奶粉才能送到家裡。後來則是學位，本來生育率偏低的香港，許多學校都已經廢校，但因為跨區就讀的人太多，導致光是拿個登記申請上幼稚園的表格，就得排上一整個上午。「所以說為什麼香港人會焦慮，這些直接威脅到了生活，會想問：難道政府都沒有想過配套嗎？為什麼總是發生問題了才開始想？」累積而成的民怨，是人民因為感受不到政府為民設想而生的怨怒。
亂世裡較好寫武俠，戰爭裡較容易出英雄，那混亂裡不見出路的革命該何去何從？小說裡說的很隱諱，但鄭丰說，「寫作是我跟自己對話，讓我安定下來的一種活動，透過寫作，我把自己安撫下來。」也許，閱讀與寫作間還是可以找到答案，生活裡也許就會遇見那麼一瞬，一個小小的念頭轉動，「俠」便因此而生。這個「俠」或許不能改變什麼，但透過它，我們可以將自己與這混亂的世界，微微地安撫下來。
（攝影/陳佩芸）
〔鄭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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