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汪正翔）
學生對社會現況不滿而出聲抗議，這股純粹的理想主義性讓學運成為社會可貴的改革動力，經歷了今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九月香港學生占領中環行動仍在持續中，無論這兩場運動如何被批評與質疑，不可否認皆提醒了當代學生關注社會議題、參與公共事務，以及探索民主的重要。
然而1949年的四六學潮沒有帶起民主的反思，只有國民政府大規模逮捕學生的慘烈行動，並開啟了接下來白色恐怖的黑暗時代。
台北戀人
「我寫歷史題材，但不願意寫成歷史小說，如果要抽離現代，那寫歷史報導就夠了，但光寫歷史，年輕人不愛讀，我必須站在年輕人的位置去寫歷史，所以要寫一本與現實對話的小說，因為有對話才有衝突，有衝突才有戲。」藍博洲有個念頭，希望能藉由文學開啟統獨對話，1949年時尚無台獨意識，現在台獨意識反成主流，但他指出，「無論台灣人是否同意，台灣未來從來不是台灣人自己決定，也不是中國可以自行決定，這是牽涉到國際戰略的大問題。」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歷史、了解現實，了解自己的未來。
有別於一般傳統報導文學以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的報導敘事手法，藍博洲擅長結合口述歷史的書寫形式，以當事者特殊的語言、對白，生動塑造角色的面貌，主角老婦人對著戀人談憶過往，書中出現的每個角色卻又以第一人稱的「我」發言，讓曾向他掏心掏肺說出人生故事的受訪者，適當的剪裁段落、交叉登場，藉著自己的話強而有力還原了歷史。
「其實這是我自己補拙的方式，我知道自己的語言能力不足，沒辦法寫得生動，與其揣寫出假假的對話，不如讓當事人直接說話。缺點是敘事觀點跳動會增加閱讀難度，但讀者就該認真閱讀，一邊讀、一邊思考，而非一頁一頁順順讀完這本書。」藍博洲說。
有趣的是，幾位受訪者讀了《台北戀人》，都說：「這是我的故事啊！」急著對號入座，一位住在上海90多歲的朋友，也是為了躲避國民政府追捕、從台灣逃到中國的學生之一，近年夜裡總難成眠，常常想到初戀女友，那年在逃亡前夕，他與女友在新公園（今228公園）走了三圈，還是沒能牽起對方的手，成了一生的遺憾，「有些人覺得，書裡描述的男女關係太含蓄，但那是我參考一位老太太的回憶錄，她的男友逃亡前，希望能結為一體，因為不知道是否還有明天；但老太太希望等待情勢穩定，結果男友被槍斃了，這件事成了老太太畢生憾事。」每個篇章、每段情節都是有其事有其人，藍博洲將其化為一體，每個人讀來都像自己的故事，最後卻不是自己的結局，「這就是寫小說的優勢。」
（攝影/汪正翔）
藍博洲在15歲時，立志成為一名小說家。從小父親做工，母親不識字，家裡一本書也沒有，偶然間發現姊姊在讀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就此啟蒙了小說之路。他開始在鄉下圖書館大量借閱人文類書籍，讀到赫曼赫塞27歲出版的作品《鄉愁》時，大受感動，「沒想到一個祖父輩份的德國人，那麼久以前寫的作品，經由日文轉譯成中文，還是能感動位於遙遠國度的我，為我解答人生問題。」
藍博洲決定成為一名小說家，期望自己在27歲時也能寫出流傳後代的作品。但還是高中生的他，感覺人生虛無，「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深深困擾著他，即便大學四年級他開始發表創作，還是煩惱著寫作應該關心社會、關心現實，但社會經驗不足的他，只能書寫個人經驗。進入《人間》雜誌後，一切有了改變。他寫了白色恐怖受難者郭琇琮的故事，終於進入歷史，那是一位老太太壓抑在心底幾十年的故事，就連故事名〈美好的世紀〉都已想好，她雖然懷疑藍博洲來自情治單位，但又希望能在生命結束前讓這段歷史重見天日。
「寫了白色恐怖，我整個人才醒過來，郭琇琮的人格、理想主義影響了我，我想專心挖掘這些人的故事，後來也開始有人主動找上門，提供他們難友的故事，我想這也是一種心理治療，比憑空創作小說情節還有意義。」他感覺到自己終於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方式，生命因而沉靜。
在長期採集事件經歷者證言、埋首調查各種檔案材料時的日子裡，他不在乎自己是孤獨的少數，「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支撐著我，堅信無論政治環境如何變化，這段歷史、這些人都應該被記憶，這是重要的台灣理想，是台灣的故事。」
〔藍博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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