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趙豫中）
時光倒轉四個月，3月24日凌晨兩點，許多人沉沉睡著時，黃孫權正和三名學生開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著，趕著前往行政院，支援占領行政院、面臨被警察暴力驅離的群眾，學生開車，他就著電腦螢幕發出來的慘白光線，開始敲著鍵盤，輸入：「我持有對現實的欲望，因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實現！」
那時候，許多沉睡的台灣人還不知道鎮暴警察、警棍警盾、水車會成為接下來一個月台北街頭的常見風景，但黃孫權對警察暴力毫不意外，反倒驚訝台灣社會未預期警察暴力的心理，「2005年我們在香港反WTO部長級會議時，警察把催淚彈丟到民眾身旁，或是直接朝著你的眼睛噴胡椒噴霧。」他說，「占領行政院後，許多人一直強調警察暴力，但警察本來就是暴力的，反而模糊了抗爭主要目的。」
黃孫權的擔憂延續至學運結束後，許多人把「割闌尾」掛在嘴上，卻不再談服貿，「原本是一股綜合了民生經濟的力量，遍地開花後只剩下政治力量，有點可惜。」他以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為例，參與者分成兩派，一派走入政治，欲靠政治權力改變社會，另一派走入社區大學、NGO、媒體，以推翻社會結構為目標，不對政治人物有過多期待，「如果經濟、社會結構不改變，誰執政都是資本家的代言人。」
除非我們尋找美麗
「我反自由貿易協定，但不可能反自由貿易，重點不是參加ECFA或TPP，美國主導或中國主導沒有差異，重點在於政府如何確保公共利益的存在，避免水、電、能源、電信業、大學太快法人化，一切改以營利為導向。台灣的公共事業常被認為是國民黨的事業，其實公共事業是國產、公共財，要有保護措施，來守住公共利益。」黃孫權說。
例如，法國有文化保護措施，電影市場只有四成是好萊塢電影，全歐洲最低，台灣卻幾乎全面開放；法國的都市更新規劃區必須有一定比例的公共設施和機構、綠地面積，或是藉由設計修補改善空間，取代毀滅性的重新建設，讓居民不必舉家遷居，台灣政府則授權給私人土地開發商建設，不管都市紋理和歷史，只是鏟除原建築、盡其所能蓋更高的樓層。
政府要求國民接受自由貿易、迎接自由貿易協定，卻毫無公共利益防禦機制，黃孫權認為，這次的318學運創造一個新的機會，讓部分民眾重新審視公共事業概念，就像台灣文創產業「出租空間」的問題，獨具風味的歷史街區開起一間間文青咖啡店，拆毀眷村後舉辦眷村文化節，文創園區成為展覽空間兜售，「例如松菸，政府將全民資產交給一個公司，民眾獲得什麼利益？該公司又創造了什麼新的產業？」
他提起法國亞維儂藝術節，亞維儂是一座小城市，除了幾個設備較佳的表演場所，其餘無論是教堂、修道院、咖啡廳、校園或街頭、廣場，都有戲劇、音樂、舞蹈、展覽或研討會在進行，相較之下，今年邁入第16屆的台北藝術節，始終沒有創造出更多可用空間，在泡沫式的活動結束後，劇團依舊缺乏便宜的排演場地，如同台灣獨立樂團沒有足夠練團室的困境。
或是日前誠品被批評下架西藏人權書籍、限制員工言論自由，黃孫權也直言，「誠品本來就是個商場，為什麼我們要對商場失望，卻不討論台灣圖書館功能不足，陳設弄得像K書中心，卻忘了讓愛書人討論讀書、討論書、諮詢書的核心功能？」
（攝影/趙豫中）
真正重要的議題想被仔細思考辯證，在台灣的現實政治下幾乎不可能了，許多煩悶紛擾都在大黃鴨前消失了，有人歡樂喬角度合照打卡，有人批評巨大PVC製造污染，有人罵作秀，有人推出更多山寨版加入作秀。大黃鴨的喜愛者與批評者的對抗如此輕微又不傷感情，成功置換了人們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與衝突，黃孫權說，「台灣這幾年愈來愈往內看，無法想像其他可能，服貿、公平貿易、有機農業的議題，只要表現某種程度的關心就可以，真實生活就不必考慮那麼多了。」
《破報》停刊了，這份誕生在野百合運動後，象徵反抗、非主流之聲的媒體結束於太陽花學運前，從創立至停刊皆擔任總編輯的黃孫權，這段時間努力與世新董事會溝通，讓《破報》20年來資源上網公共化，直至採訪當日仍未果。
今年4月22日，林義雄為反核四禁食，過往無役不與的《破報》，再也沒有版面可寫，在最後一次的編輯會議裡，團隊決定一起剃光頭聲援，「我們就像關廠工人，只能利用身體吸引大眾注意，但我們又沒有guts去臥軌堵捷運，只能貢獻一顆頭。」
「只是我二十多年來沒看過自己的頭型，反而有點不認識自己了。」黃孫權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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