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蕭如君）
馬世芳的新作《耳朵借我》《歌物件》，集結他近年的專欄文章，寫的是歌，是人，也是嘹亮的時代。
耳朵借我
民歌運動肇始於1975年，兩年後，金韻獎開辦，由陶曉清策劃之《我們的歌》合輯隨之出版。那些年，民歌手、音樂人經常出沒他家中，多半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大學生，彼時正值馬世芳小學階段，他跟所有小朋友一樣，共同度過了由這些歌曲繚繞著的童年。「小時候聽那些歌，感情上是很貼近的，我們都很熟啊，〈恰似你的溫柔〉〈月琴〉誰不會唱？〈龍的傳人〉紅得要命時，所有人都知道這些歌。」唯獨比其他人占便宜一點的是，他認識這些唱歌的阿姨叔叔。
歌物件
馬世芳自認音樂啟蒙很晚，舉凡西洋搖滾名團，常是十三、四歲即立志組團，而他則遲至十五、六歲才開始聽西洋流行樂。此前，他瘋迷的是松本零士《宇宙戰艦大和號》《銀河鐵道999》等日本動漫畫主題曲，不僅租錄影帶來看，還拿錄音機將歌曲錄起來，無怪乎他戲稱自己「其實小時候像個動漫阿宅」。
直到升上國三，他對西洋音樂的興致才高漲起來。起初，跟同學一樣，都看Billboard排行榜、看余光主持的音樂節目《閃亮的節奏》，什麼紅就聽什麼。直到有一回，他偶然從母親那兒拿到一卷The Beatles的卡帶，這一聽，便一頭墜入父母輩的搖滾世界而不可自拔。
反而是在迷上搖滾樂之後，又過了好一陣子，他才逐步對台灣歌謠的創作脈絡有了較全盤的理解。
1988年，去國三年的羅大佑自美返台，發行《愛人同志》，那是馬世芳第一卷自己掏錢買下的國語專輯，「當時那張唱片很轟動，是一個文化事件。」他聽後非常喜歡，又找出羅大佑早先的專輯重聽，「我小時候就聽過羅大佑，也滿熟的，如〈亞細亞的孤兒〉〈未來的主人翁〉〈戀曲1980〉，但當年不知其所以然，事隔三、五年，重新溫習他的錄音帶，我已經從一個兒童變成少年，感覺也不一樣了，非常震撼。」高二那年，他重聽〈亞細亞的孤兒〉，忽地發現原來這首歌並非如副標所稱「致中南半島難民」，而是指涉台灣的國族處境，那震撼力之大，猶如「被雷打到」。
「羅大佑跟我們的感情，跟你聽西洋搖滾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也聽羅大佑的情歌，還癡迷地把歌詞抄寫在隨身攜帶的本子上。如此一路往前回溯，溫習李壽全《八又二分之一》、李宗盛《生命中的精靈》等專輯，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年他們幹的事如此勇猛轟烈。
高中至大學期間，馬世芳一邊瘋狂地追老搖滾，一邊又回頭去聽這些長他五、六歲的世代才熟稔的台灣原生創作，繼而再重溫校園民歌。「聽過Bob Dylan、The Beatles、Neil Young、Judy Collins，再去聽楊弦的第一張專輯及金韻獎早期的那些錄音，感覺會完全不一樣。」原來，楊弦的〈江湖上〉，是向Bob Dylan〈Blowin' in the Wind〉致敬的歌，「原來我們的長輩在1970年代是這樣跟影響他們的創作者對話，他們希望能夠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在這些外來文化的影響下，找出屬於自己的線條、自己的語言。」
（攝影/蕭如君）
那幾年，也恰是台灣「後解嚴時代」，壓抑經年的欲力破土而出，社會上瀰漫一片兇猛而富創造性的聲音。「我們好像有一種站在時代的轉折點上，見證一些幾十年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的感覺。」抱著這樣的心緒，再去聽前一、兩代的人在面對時代所做出來的作品，自然別有滋味。「每一代的創作人會面對他們各自的焦慮，1970年代的台灣年輕人，有一種大時代的自覺，那是一個台灣國際處境不斷邊緣化的時代，那是一個國族主義還是主旋律、但鄉土意識愈來愈萌芽的時代，年輕人在思考如何在外來和本土、傳統和現代、西方和東方之間找出自己的定位，他們用各自的創作設法提出解答，有人編雜誌、有人辦劇團、有人創舞團、有人寫小說、有人做音樂、有人拍電影，民歌運動也是在這脈絡底下。」
為之動容的馬世芳，慢慢將過往的圖像拼湊出來，始知小時聽的歌蘊藏何等魅力。作為一個阿宅型樂迷，他也從早先只聽歌手和旋律，進化到聽樂手、錄音、編曲和製作，如此再回去聽自己文化脈絡底下的東西，便有很多新發現。而這些新發現正好又跟他所身處的年代有一些可呼應之處，「後解嚴時代，我們一樣在面對類似的問題，本土文化被壓抑了那麼多年，新台語歌爆炸性地發展起來，原本被認為俗的、庶民的，一夕之間變成最潮的東西、最時尚的設計元素，變成了某種新的政治正確。」
近年，台灣、中國、香港社會抗爭不斷，年輕人倍感焦慮，社會上持續湧動著一股不安、躁動、壓抑的氛圍，這些也都反映在馬世芳的文章裡。
2013年3月9日，日本福島核災兩年後，台灣民間發起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核遊行，高達二十餘萬人走上街頭，馬世芳也在隊伍之中。在他大學時代，人們上街，唱的無非是戰歌型、團結鬥陣型的曲子，但那次上街，他看到兩個二十出頭、清湯掛麵的小清新女生站在宣傳車上，彈著不甚流利的吉他，用不是很好的合聲、努力地唱著吳志寧的〈全心全意愛你〉，稚嫩的聲音透過破爛的喇叭放送出來，他頓時覺得：「哇！時代不一樣了，小清新也可以上街，也許這是他們覺得對的氣味，亦無不可。」
今年，太陽花學運退場後，核四試運轉爭議再起，他在人來人往的台北車站碰到一群年輕人，儘管不大有人搭理，他們仍擎著親手做的看板，以顯然有練過的二部合聲，彈唱929的〈貢寮你好嗎？〉，那句「我們不要核電廠」襯著悠柔的旋律，聽來無比清新。當時馬世芳趕著辦事，無瑕停下，走至電扶梯時，不知何故，忽然一陣鼻酸，萬分感慨，「每一代有每一代自己的嗓子、自己的口氣，好面對這個時代滾滾而來的各種你受不了的事。」
他至今仍無從知曉何以當下鼻頭一酸。過了片刻，他再一次試圖釐清彼時心中閃現的念頭──「我們如何用抒情的方式去對抗這個國家機器、對抗這個大人世界？」難道，他是憂心以抒情的方式無法真正撼動什麼？馬世芳連忙澄清，「抒情的方式OK，只是那樣的抒情在那個時刻聽來無比悲涼。抒情有抒情的力量，悲歌有悲歌的力量。應該說，那個歌其實滿美的，然而，這種清新的、抒情的、美的聲音，要去對抗的竟是那麼糟糕醜陋的東西，所以特別感覺到彷彿漫漫長夜，看不到路的盡頭，我們好像還是得唱唱歌給自己打氣吧。」
言及至此，那個醉心於搖滾樂的少年，彷彿一夕之間老了，成了惆悵的中年，幸而歌終究還是這樣慢慢唱著。馬世芳自認從不是積極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然而，「回歸我自己的角色，我除了是一個公民和鍵盤嘴炮手之外，還可以是一個DJ、一個寫專欄的人，從這個角度，也許可以做一點符合我擅長的事、同時試著把我心裡想的東西再說得清楚一點。」
〔馬世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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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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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鄉愁藍調 十周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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