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碎夢大道
「我腦子裡的〈碎夢大道〉（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是瑪麗安．菲絲佛（Marianne Faithfull）翻唱的版本，不是龐克樂團『年輕歲月』（Green Day）唱的那首。」小說中有著類似的一段文字，臥斧依舊不厭其煩地再次說明。畢竟在他等兵單那年某日，若不是腦中突然響起瑪麗安．菲絲佛滄桑低沉的嗓音，吟唱出這曲帶有一絲迷幻與淡淡哀傷的音符，神妙地旋鬆了他整整大學四年都堵住的寫作開關，或許臥斧便無法再回到他所愛的「說故事」的位子，無法十多年如一日地要求自己每週寫出一篇極短篇，也交不出如《沒人知道我走了》、《舌行家族》、《馬戲團離鎮》、《溫啤酒與冷女人》等帶著冷硬與黑色意象的長短篇小說。「這首歌對我的意義，在於幫我打開水龍頭。」臥斧說。
舌行家族
二○○八年，《碎夢大道》的初稿就寫完了，臥斧一如往常地將它擱著，和硬碟裡累積至今的數百個故事一同沉睡，卻又時不時感受到這個故事的騷動。期間一次國外媒體來向臥斧邀稿，他本可從壓箱作品中隨意抽出一篇寄去，卻又停下來想：我該怎麼讓國外讀者判別出，這是一篇來自台灣的小說？
「創作小說，架空是允許的。你可以不理當下現實，儘管說完這個故事。」過去的臥斧，在意的是「如何把一個故事說得動聽」，鍛鍊的是自己說故事技巧；近幾年，台灣社會的劇烈轉變，與公民意識的逐步崛起，原就相當關心各類社會議題的臥斧，也漸漸因此改變自己對創作的要求。「先前我一直覺得，一個有立場對公眾發聲的人，不管大牌小牌，只要有可能站在舞台上對大家講話，就盡量不要去提某些帶有爭議的議題。」例如他很喜歡愛爾蘭搖滾樂團 U2，而 U2 主唱 Bono 總不避諱發表他對貧窮國家與第三世界的想法，「每次看他提這些，我都有個隱憂：會不會有你們的粉絲，完全搞不清楚你在講什麼，就因為你是 U2，所以就相信了？」臥斧總是想，這樣有點盲從，似乎不太對。
但二○一三年的全國廢核大遊行，扭轉了臥斧的態度。「那時很多公眾人物都站出來了，我就想：難道他們真的都不該講這些嗎？」歌手也好，演員也罷，乃至企業名人或創作者，只要是公民，當然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更應該善用自己的發聲舞台。「如果粉絲們因為相信自己的偶像，而去關心某件事，不論立場是否相同，都是好事。」而假若他期許自己是一個說故事的人，為什麼不利用故事為平台，將自己關心的議題帶進來，再用故事的方式化出去？「假設我的確關心某個社會議題，但我還是只唱小清新，那我對自己會有點說不過去。」
是以，《碎夢大道》中出現了都市更新、社區拆遷、出現了群眾抗爭等近年諸多不公不義的社會現實。他將眼前所見寫入情節，在字裡行間指出一座模糊的城，一座不斷拆毀過去的城；然後再讓一個失了自己過去的人遊走其中，找尋著另一個失蹤的人，與那些破碎在道路巷弄之間、夢般的記憶。
「平常寫的極短篇都是一些天馬行空的點子，沒什麼明顯的地域性。」臥斧挑剔著自己日夜不輟的創作累積，「以前認為寫作者應該關注的是人性，人性放諸四海皆準，所以會迴避背景設定，很多故事沒有特定存在的時空。」《碎夢大道》雖未直指台北，卻是呼之欲出。「而我更好奇的是，若是外國讀者來看，他會聯想到台北，或者是他知道的另一個城市？」會是香港？會是委內瑞拉？一個故事，會在多少城市「如有雷同，純屬巧合」？「這些的故事不會只在台灣發生，故事裡的人性同樣放諸四海皆準。而當這部小說直接面對台灣讀者時，台灣讀者可以認出這是他生活的地方嗎？」
於是〈碎夢大道〉不再只是一首臥斧時常想起的歌曲，《碎夢大道》也不再只是臥斧寫作履歷上更添的一部作品。「《碎夢大道》比較標誌我是一個生長在台灣的華人小說創作者。」不是過去，不是未來，而是現下。「它重新定位了我認為自己身為一個華文創作者應該要做些什麼事，但我並未放棄原來『好好說故事』的初衷。」在「把故事說好」的基礎之上，再多說一點創作者認為該說的事，藏一些希望被進一步勘破或追蹤或延伸的密語。「雖然我的力量不是太大，但我還是覺得自己應該要寫。不管讀者讀到多少，至少都會得到一個還 OK、過得去的故事；但如果能多讀到那些其他，而跟著去關注，我會感到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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