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昭旨）
日星鑄字行位於太原路的小巷，沒有顯眼的門面，稍不留意就會錯過。店內放置整齊的成排木架，每個架子又分割成格，格子裡密密麻麻擺滿鉛字。鉛字如海，整個人類的文明都被包覆其中。在新書《活字：記憶鉛與火的時代》中，也紀錄了日星的故事。
活字：記憶鉛與火的時代
「我覺得人生很奇怪，有時候想做的反而做不成，無心插柳反而開花。我的重點會是，你走過的路，你對這塊土地的付出，有沒有落實。」張介冠說，他一開始在鐵工廠當技工，學車床技術，因為父親創業，他在16歲便進入印刷業。跟其他學徒一樣，張介冠從跑外務開始，經歷檢字、補字的訓練，最後才學習鑄字。
「我們那時候，有工作就要做，沒有喜不喜歡的問題。」張介冠回想，他的興趣廣泛，對各種事情充滿好奇。從小喜歡聽音樂的張介冠，因為父親買的一台手搖留聲機，讓他對音響充滿興趣，還自己買電阻、電容來組裝音響，研究起真空管和電子學；在仍屬高壓統治的青年時期，他甚至以線圈和電阻自製發報機，結果引來警方上門關切，幸好及時拆除，得以全身而退。
直到現在，張介冠仍使用底片照相，自己在暗房沖洗相片。「洗照片很好玩，用一個晚上洗一張喜歡的照片，那種興奮很難用語言表達。」鄰近的書架上有幾台音響、有研究到一半的小型名片印刷機，其他空間則放滿了關於攝影、登山、美學、文學等書籍，來到日星的地下室，就像是走進張介冠的房間，每樣物件在他的說明之下，都有不同的故事。
日星現在擁有楷書、宋體、黑體等三種字體，早年的長仿宋跟仿宋，因使用率低，已慢慢被遺忘。僅存的三種字體是日常中最常用的，根據規格大小、使用頻率，各自擁有4500字到11000字不等的字量。張介冠補充，「每次有外國人來參觀，都會覺得訝異，為什麼需要那麼多字？」
架子上密密麻麻的鉛字（攝影/陳昭旨）
看似堅硬的鉛字其實很脆弱，怕淹水、怕地震、怕人禍。一旦掉在地上，就是損壞，只能回收重鑄。「鉛字行的字不管有沒有使用，拿出來就不能再放回去，因為怕放錯位置，如果剛好被拿去印重要的文件，後果非常嚴重。」張介冠回想，早期曾有家報社因為一個錯字，一個晚上被帶走四個人，現在50幾年了都沒回來。「他們把中國民國，印成中華人民國。一個字，只有兩撇，四個人就不見了。」出於對文字的執著和敬重，所以來參觀日星的規矩是「起手無回」，那些離開架上的字，被民眾錯手拿出、放置一邊的字，都會被重新熔鑄，成為一個全新的字。
張介冠說起921那年的慘烈災情，「我的三舅父在台中開鑄字行，非常慘，全倒，我們都去幫他重鑄。日星的話，我那個時候數，總共掉了30幾個字，都是只有單獨一個字的，因為只要有重量相互依附，就不會掉落。」921也是一個分水嶺，那之後，台中的鑄字行一一結束營業，高雄的工商業快速萎縮。日星每天售字，日營業額不到兩千塊，「那時我深刻感覺，這個行業已經看不到明天。」
張介冠解釋，如果只論重量，日星的鉛字約有3萬公斤，銅模約2千公斤。當廢鉛賣，一公斤能賣35塊，資源回收廠可以一次處理掉。若把日星的空間租出去，也夠夫妻倆過生活。「但我當時想，台灣好像只剩日星了，我是不是要這麼自私？」最後，他決定保留日星。「如果可以，我想將所學跟所擁有的保留起來，傳承下去，成為社會的公共財，我一直在想該怎麼做。」下定決心後，張介冠一個人慢慢地進行字體復刻的工程，用來鑄字的銅模在台灣已無人生產，他於是將每個字重新打樣、掃瞄、修字，每個字都得做上一天。「一個字一天，一萬個字，就要一萬天。我知道不可能在我的年限裡全部完成，但我還是要做。」
（攝影/陳昭旨）
1997年，《蘑菇》來日星採訪，將鑄字行的故事放上網路，並招募義工。加上行人總編輯周易正在開卷寫的一篇文章，在文化圈引起迴響，日星開始受到大眾的注意。「發展到這裡，好像我不做不行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我要做。」張介冠說，「社會大眾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技術性的工作，仍是需要專業的協助。我正在規劃另一種盡量讓大眾一起參與的方式，不過這個路可能不好走……」
採訪的同時，隔壁小房間仍然發出機器運轉聲，陸陸續續有訪客抵達日星，在茫茫字海中選出幾個字，幾個雖然小但意義重大的字。而日星一直在這裡，規模最小，卻背負著沉重的使命，龐大的文明都被熔鑄在這些鉛字之中。而鑄字的人，依舊在鉛與火之間，一筆一劃往下刻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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