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默默
那當然、還有一些老說你沒有用處，說你毀壞田裡作物，讓飢荒加劇，說人類已經有夠多問題，自顧不暇，哪有辦法為大象著想。他們實際上的意思是，你是一種奢侈，我們再也無法負擔。這跟那些極權主義者提出的論述完全一樣，無論是史達林、希特勒或是毛澤東，他們以此佐證，宣稱進步的社會無法負擔個人自由這樣的奢侈。人權也如同大象，提出異議、獨立思考的權利，反對和挑戰威權的權利，也常輕易地被以「必要性」的質疑扼殺或壓抑。
——節錄自 羅曼．加里〈Dear Elephant, Sir〉
羅曼．加里（Romain Gary）於1940年駕駛飛機從法國投奔北非的自由法國空軍，在阿比尼西亞、利比亞和比利時等地作戰，與死亡擦身而過，瀕死之際與大象相視而臥，在很多年之後的1967，他將這件事寫進了〈Dear Elephant, Sir〉，一封給大象先生的情書。緬甸人相信象的記憶長過生命，能夠記得前世的事情，其實大象並不需要讀信，象早就甚麼都知道，甚麼都理解。這封信印在人類編輯發行給人類看的《LIFE》生活雜誌上刊登，表示這是文學家想對人類說的話。
我是最不願意一開頭就提到死亡的。
死亡、或是諸如此類的話題，總會讓人想要別過頭去或是閉上眼睛，因為那些畫面對於愛護生命的心靈來說太過醜陋，但遠方一隻長頸鹿的死提醒我，所有對生命的愛護都應該包括面對死亡。
2014年2月7日，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動物園裡，飼養員使用電擊槍，乾淨俐落地殺死了一隻長頸鹿，他們說這樣做能將死者的痛苦減到最低，是大部分先進的電動屠宰場已經採納的方式。
這隻長頸鹿是跨國繁殖計畫的一員，18個月大，雄性，沒有生病，沒有遺傳缺陷，但由於牠的基因與其他長頸鹿太過接近，不能確保未來不會有近親交配的可能，再者，長頸鹿有雄性獨占的天性，園方即將迎接新來的雄性長頸鹿以增進基因多樣性，但兩隻雄性長頸鹿將無法和平相處。他們自認已盡所有力量為這隻長頸鹿尋找新的住處，但沒有一處適合，能夠保證長頸鹿一生幸福快樂，與其面對可能受苦的未來，不如現在就赴死——動物園的科學總長挺身面對質疑，對科學與基因優化的遠大前程深信不疑，公開邀請大人小孩到現場觀看長頸鹿之死，牠倒下之後，獸醫開始對這隻大動物進行解剖、採樣、說明構造，最後工作人員遺體將分割成塊，投餵給園內獅子，在獅子大快朵頤新鮮肉品的時候，長頸鹿染血的斑紋歷歷在目，我知道所有的生物都是食物鏈的一環，包括我自己，但這片人為重建的自然食物鏈令我疑惑，比起我的疑惑，保育人士的憤怒更加直接，在長頸鹿被處死之前，網上已有超過兩萬人連署反對，示威民眾在園外舉牌抗議多日，園方人員甚至收到死亡威脅。
比起死亡更加難聽的就是錢。
但所有動物園的問題，都是錢的問題，一窩不能容納兩隻公長頸鹿，難道不能讓牠另外住、不繁殖、直到終老嗎？養長頸鹿，要花錢的，一隻長頸鹿一天要吃50幾公斤的糧草，還要140平方公尺以上的空間加上專業飼養人員，有錢的話，當然好，但現實則是預算過低、場地不夠、人手不足，所以長頸鹿必須死，當然並不是給錢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還有一些不能為錢放棄的原則：曾有幾處野生動物園表示願意接收長頸鹿，另有一位私人買主願以50萬歐元購買，但園方以對方無法維持飼養長頸鹿的標準條件而拒絕，這難道不是正直的表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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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長頸鹿被電擊而死的一個陰天裡，全世界約有30萬頭豬被宰殺，牠們的肉、皮、組織都被利用，製成各種食品、用品，在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在同樣的24小時裡，還有5000隻老鼠死於科學實驗。據說豬和老鼠的智商較高，對痛苦的理解更深，但他們的死亡卻無人聞問，難道長頸鹿的命比較重要，只因為牠比較高大、斑紋美麗、睫毛捲曲、眼神俏皮、柳葉狀的大耳朵豎直在臉側、嘴角微揚，看起來就像在對人微笑，是保育募款海報的最佳主角，有時候覺得這樣真的對嗎？難道動物生命的權利是來自人類的喜愛嗎？有時候是，但在這件事情上，是基因。
這跨國繁殖計畫陰暗的環節——殺死動物，其實一直都在，歐洲人工繁殖計畫的原則是以推進生物多樣性為最高目標，是以基因組成的稀有程度成為衡量動物生命價值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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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時期經常在農家度過暑假，在那裡飼養的動物都有各自的宿命，即便是親如家人的那隻小狗，也有守衛家園的責任。餐桌上的食物不是平白得來的，我從那裡認識了許多動物的本性，也很早就理解家禽家畜終將面對死亡，我滿10歲以前就已經看過好多次殺雞流血的場面、幫忙清過鵝肉上頑強的毛根、有時還會聽到隔牆豬仔被拉走的慘叫，雖不算愉悅，但也沒有留下陰影，我認為不讓孩子認識死亡不是好事，問題在於地點——動物園不是屠宰場，即便宰殺的過程百分之百符合歐盟規約，「在動物園殺死健康動物」這件事情不應該合理化，當「基因過剩」成為殺戮的正當理由，動物園的脆弱的立足點也就開始動搖，直到毀滅。
一件事可以有好多講法，光是殺死長頸鹿一舉就有好多說法：單純描述這個動作的詞是「殺死」或者「射殺」，若動物生病，大可以使用自我感覺良好的「安樂死」（Euthanize），但是馬略年輕又健康，園方使用了「處理」一詞（put down）減緩殺氣、而媒體則大多順從群眾好生之德，以「宰殺」（Slaughter）譴責之，而科學修辭的最高境界則是「撲殺」（Culling）或者「移除」（Remove），這些動詞讓殺戮變得乾淨明亮、充滿遠大理想，哥本哈根動物園的科學家是理想主義者嗎？他們寧願抵擋千萬人哀慟與威嚇，也要貫徹對研究的熱忱嗎？他們是不是想在這鄉愿的世界面前，展示刺眼的真理？科學總長正氣凜然地說：「科學家的責任是有時要做一些不那麼美好的事情，以確保更加美好的未來。」
科學追求理智，而理智到了盡頭都會變得殘酷，科學家經常抱著最純淨的心靈走上最殘酷的道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達爾文主義被扭曲成為種族主義、日軍七三一部隊以醫學研究之名在中國進行人體實驗、納粹以優生學為藉口、以民族優越感為助力，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當第一個「不值得活」的人被殺，而無人質疑，其後便會有第二個人被殺，有第二個人被殺，就可能會有第六百萬個人被殺。
長頸鹿馬略死後幾天，丹麥的另一處動物園宣布，為了迎接一隻母長頸鹿到來，避免原來兩隻雄性為爭地位打架，可能將要宰殺其中一隻公鹿，那隻長頸鹿7歲，也叫做馬略。第二隻叫做馬略的長頸鹿若被殺死，將不只是兩隻長頸鹿的死亡而已，將死亡當作功勳，無論以科學之名或是道德之光，那絕對不可能是正確的事情，馬略二號後來逃過一劫，但不是因為洪水般襲來的輿論壓力，而是他的基因「比較稀少」，因為基因而逃過一死，我要繼續挑剔這樣的理由還是很殘忍，還是只要他活下來了就好？
我經常走在通往動物園的路上，這讓自我辯證成為一種常態，到了最後我經常還是沒有答案，但我相信這個世界上的正解不只一個，而也許找到正解並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維持清醒的必要，捍衛個人意志與思考不被輕而易舉的感情用事左右，不被那廉價的同情與自傷所牽絆，不再因為遠方的長頸鹿之死而遷怒，有些事情可以馬上做到，比方說動身前去探望一隻離家最近的活長頸鹿，或是，去找任何一種你喜歡的動物——包括人類。
作者簡介
曾任《換日線》英語頻道Crossing.NYC 特約主筆。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曾居北京，短滯東京、柏林，現居紐約布魯克林。著有小說《即將失去的一切》、《給烏鴉的歌》，以及紀實文學作品《大動物園》和散文集《有時跳舞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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