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憲法？在多數人眼中，憲法是奠定國家根本、保障人權與自由的重要文件。然而，為什麼我們今日會認為憲法是在保障人們的權利？甚至將限制統治者權力的憲法，視為民主制度的重要一環呢？憲法的起源真如大家所想的一樣神聖高尚嗎？
英國國寶級歷史學家琳達・柯利（Linda Colley）於新書《槍炮、船艦與筆墨》中指出，憲法其實並非憑空誕生，也不是一開始就是一份保障人民的文件。憲法也是歷經了幾百年的演變，才有了今日的模樣。柯利探討世界各地為什麼會在十八世紀後出現一波波的憲法熱潮，同時說明這一「憲法全球化」的現象其實並不是出自於對自由民主與人人平等的信念──正好相反，成文憲法的制定者們最初都是受到外部威脅與戰爭暴力的影響，才選擇擁護憲法。
槍炮、船艦與筆墨：戰爭及憲法所催生的現代世界
柯利首先爬梳成文憲法的歷史，描繪歐洲各地的舊統治勢力如何受到十八世紀連年的戰爭衝擊，使得握有軍事力量（也就是槍炮）的新興階級有機會掌權。而為了要維持新生政權，這些軍人便利用成文憲法這項新式政治技術來規範國民的權利義務。
以最早出現成文憲法的小島科西嘉來說，主政的軍人保利（Pasquale Paoli）在1755年寫下了短短十頁的憲法，並逐步修改法律，賦予島上所有25歲以上的男性競選國會席次及投票選舉國會議員的權利。
那為什麼保利堅持要幫科西嘉寫下憲法呢？雖然科西嘉只是位於地中海上的小島，卻長期因其戰略位置而受到鄰近國家的威脅及侵略，尤其是當時強大的熱那亞。除了外患，科西嘉島內也深受內戰之苦，因宗族所引起的衝突連年不斷。因此， 1755年制定的科西嘉憲法大部分都用於強化中央集權及國內秩序。這部憲法規定每個市鎮都必須設置一名軍事專員，這些專員會在必要時召集地方上的男性人口「以武力鎮壓抗爭」。 這些男性便是擁有投票權的公民。
科西嘉的「武裝公民」體現了十八、十九世紀時憲法的核心，也就是擁有力量與決心保護國家的人，才有資格擁有投票權（或其他政治權利）。而這也是為什麼女性拿到投票權、公民權及參政權的時間遠比男性來得晚──因為以當時國家的角度來看，女性在提槍保衛政權上不若男性來得有效率。
科西嘉的例子，其實正是當時大部分歐洲政權的縮影。由於各種內憂外患的影響，尤其是七年戰爭後所興起的大規模混合戰爭的迫使下，各國紛紛尋求更多政治力量以穩固政權。因此，利用成文憲法賦予特定人民權利，規範（乃至擴張）國家在軍事上的權力，就成了當時世界各國的常見手段。
一如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說：「國家製造戰爭，而戰爭又經常回過頭來製造並強化國家。」 從科西嘉開始，成文憲法就像一把火般燒遍歐美各國，從法國、西班牙、瑞典，再到今日以成文憲法聞名的美國。
這股「憲法全球化」還要感謝歐洲各國日益強大的海軍實力，也就是作者所說的「船艦」。如同疾病透過船艦散播到其他大陸，作為一種乘載思想與新興文類的憲法，也隨著船艦傳播到全世界。
除此之外，印刷術的普及與識字率的提升（也就是筆墨），則是促成憲法四處傳播的第三項原因。憲法文字開始不斷出現在小報、宣傳冊、傳單及書籍上，進而穿梭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間。也因為日漸普及的報章書籍，人民更能理解目前各國的政治局勢，給了有心改變國家的人許多寫下憲法藍圖的機會。
正是這個時間點，世界各國開始將成文憲法視作「現代國家」的象徵。各國統治者紛紛書寫憲法，界定政府及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即便是以專制聞名的凱薩琳大帝也親自書寫《訓諭》，強調「公民的平等」（至少在理論上），試圖打造更強大的俄羅斯帝國。
有趣的是，憲法作為十八、十九世紀的一種暢銷文類，也逃不過「複製、貼上、修改」的命運。如果說槍炮是憲法誕生的幕後推手，而筆墨則是協助憲法深植人心的媒介，那麼船艦就是替十九、二十世紀中南美洲及亞洲的新興國家提供了「憲法模範」，讓有心的革命人士能夠「借用」新思想來打造具備「現代軍事能力」的國家──無論是為了抵禦外敵入侵還是用來侵略他人。
換句話說，柯利其實也是在把成文憲法拉下神壇。她告訴讀者，今日保障自由民主的憲法，其實是在戰爭的灰燼中誕生。而我們現在之所以覺得憲法牢固可靠，其實也是經過了無數先民的共同努力，逐步修改與完善憲法，才能擁有一部保障所有人民權益的憲法。
然而，柯利這本書也要提醒我們，憲法其實也有脆弱的一面，歷史上制定憲法的更是容易犯錯的人類。並非所有國家的憲法都具有實質效力，或者帶來正面效應。有些憲法就只是獨裁者的裝飾品而已，甚至動輒被人當作侵略他人的藉口。
理解這點對今日的台灣讀者來說尤其關鍵。柯利在本書中特別提到，某些國家的憲法至今仍舊保障著統治者侵略他國的權利，好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台灣依舊是其「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因此併吞台灣以達成「統一祖國」就成了一項「神聖職責」。
今日憲法還有另一項隱憂，就是難以與時俱進。這是因為多數國家都會設下相對艱困的修憲標準，在保障根本大法的穩固性之餘，卻也導致其無法隨著快速變遷的社會一起改變。如同這幾年美國爭論不休的墮胎權，當憲法並無明文規範女性是否擁有墮胎權時，我們應當如何行事？
對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來說，如何面對既保障我們權益卻又略顯過時的憲法，就成了當前最迫切的議題。我們應該拘泥於百年前起草的憲法文字，穿著為祖先們客製化的衣服（然後自己渾身不舒服），還是想辦法修改早已箝制到當代人權利的不合身憲法，再一次製作適合自己的衣服？
藉由琳達．柯利的《槍炮、船艦與筆墨》，我們便能理解所謂「根本大法」一路變化至今的演進歷史。對於前述的這項問題，或許就能有更清晰明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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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愛丁堡歷史系碩士，倫敦大學歷史高等研究院博士。天下雜誌《換日線Crossing》專欄「安妮／本初子午線觀察記」、「故事」（Story）網站專欄「安妮的午茶八卦時間」作者。現為台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曾任德國馬克思．普朗克（Max Planck）歐洲法律史研究中心博士後、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著有《有毒的男子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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