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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書】記憶回來找我們──寫在《無法送達的遺書》(增訂版)後

作者:春山出版 / 2022-08-12 瀏覽次數(5384)

王文培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日留下的獄中手稿寫著：

再見，我所關心的一切——你們記憶著我，我也永遠懷念著你們。

然而這份記憶在長久的沉默後可以延續多久呢？除了最親密的人之外，他的朋友、鄰居、親戚在緊繃的戒嚴氣氛之下，是否自行過濾、刪除了關於一位懷有理想的青年的記憶？或者該問，沒有了記憶，歷史還能夠存在嗎？

這些，都沒有信手捻來的答案。

《無法送達的遺書》第一次出版是在二○一五年，七年後重出增訂版，新增一百多頁的篇幅。在編輯的過程中常想，這一百多頁重重的紙，是後人重新發現了歷史，或是沉默的記憶原來就佇立在那？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2015年初版）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增訂版)

林傳凱老師寫完新收錄的、關於王文培與王大銘父子的故事〈我能不留戀的走這要走的路〉後，我們仍舊聯繫不上王文培的家人。做為一個研究者，老師可以就他的專業和歷史考據，以現代學術自由之名發表研究。不過，編輯小組（包含主編胡淑雯、研究者林傳凱、春山總編輯小瑞和做為責編的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務必細緻小心、不要造成善意的傷害，即便所謂「政治犯家屬」的樣貌多元、對自己家人所發生的政治苦難理解也不一，但我們還是認為在不過度打擾家屬的情況下，應該要親自表達出版《遺書》的初衷——這不是一本收集故事並以故事來達到某個政治目的的書，而是謙卑思考歷史、反省歧異，並期盼記憶得以有機延續的書。

一個關於記憶／故事的線頭冒出來了，寫作者／研究者的興奮之情可想而知，甚至作為一位編輯，也有欲望將動人的故事收納進書裡，濫情容易收斂難，儘管初衷是帶著善意，仍然必須小心翼翼，不要造成消費。

後來，記憶回來找我們了。

透過各路親友的協助，我們與王文培高齡八十多歲的妹妹一家聯繫上了，她是王文培僅存於世的手足，也是王大銘最年幼的女兒。原本希望低調的妹妹家讀了傳凱老師的文章後，竟整理一疊遠自七十年前的文書與照片，慷慨且無保留地出借。我們帶著虔敬的心情請專業人士掃描、數位化，並由設計王小美將部分影印文件「還原」成當時的色彩，於是有了讀者現在可於《遺書》第252-263頁所見的珍貴圖頁，包含：王文培幼年期的全家福、出遊照、畢業照、獄中手稿、王大銘給女兒的信，以及使人不忍直視的掩埋證書。

王文培照片（圖／《無法送達的遺書》內頁　春山出版提供）

王文培槍決前手稿與給母親的信。（圖／《無法送達的遺書》內頁　春山出版提供）

後來，我們帶著甫印製完成的書去拜訪王文培的外甥女黃小姐。記憶似乎以我們無法預期的方式蔓生著。

黃小姐說：「爸爸打電話來告訴我舅舅的事，我才漸漸把以前的一些事串起來。」黃小姐自小與外婆（王文培母親）住在一起，外婆總是打扮得整齊潔淨，茹素念佛，從不與鄰居說三道四，出門只去菜堂及市場，與外界始終保持著不易受傷害的距離。幼年頑皮的黃小姐有天在菜櫥中發現一只刻著「王文培」的印章，心想「家裡沒這個人啊」，好奇問母親，卻被母親驚慌失措並且責備似的臉孔嚇著了，從此不敢再過問。「我從來沒看過媽媽有這樣的表情，所以到現在還記得。」

直至我們拜訪當天，也過了幾十年，「爸爸告訴我這些事情，讓我記得，現在我知道自己家族的事，也想告訴我的孩子。」黃小姐這樣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許攪動了深潭裡的記憶，它慢慢浮上水面，與蹲在潭邊的我們相視，也許它會長出草、生出葉，或許也會成為新生記憶與行動的滋養之處。

龜山曹家

《遺書》新收錄的文章還有〈白色畫廊——一九五○年代的遺書群像〉，林傳凱老師分析31封政治犯的遺書，其中之一是曹賜讓留下來的文字。

爸媽：我為了愛您們為了愛兄妹為了愛天下人，此刻我的心已亂極了。我要說的話也多透了，可是我再也無法往下寫了。就讓我們在此絕談了吧！敬祝爸媽身體健康。

兒賜讓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僅寫

曹賜讓遺書。（圖／《無法送達的遺書》內頁　春山出版提供）

二○二二年，距離曹賜讓絕談七十年後，我們帶者甫出版的書來到年近百歲的曹耀東先生家。

他的咬字吃力，但記憶仍非常清楚。不只談起被槍斃的弟弟，也談起那個時代。

他巍巍顫顫地起身，踱步到房裡。櫃子裡收著一、二十本相冊，抽出其中幾本，翻來整整齊齊依照時序貼著相片，一旁還有文字說明，一九三○至一九四○的曹家子弟求學時期影像就這麼展現在我們的眼前。一張學校宿社照片的上方頑皮地寫著：「地獄一丁目舍監室」。再翻幾頁，一張十六名學生的團體照，上方寫著：「一九四四．十謝傳祖、吳邦基兩君特幹送行紀念」曹老先生說，謝傳祖也被槍斃掉了……

當下我突然反省到，我們並不只在拜訪「政治犯家屬」，曹耀東先生本就是一位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遺書》成書時，編輯小組就有意識，這不僅是關於政治犯的書，也是以家屬為主體的書。然而當我有幸親自拜訪「家屬」，才更深刻體認時代中個別主體的重量。

又如後來去拜訪曹賜讓的妹妹曹素雲女士，她身體硬朗，頭腦清晰，於抄經本上勤勉的字跡秀麗大方。曹賜讓被關押期間，家中男性深怕再被牽連，所以都是還在上學的素雲女士每個星期送食物、物品到看守所給哥哥，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一年多，直到哥哥被奪去生命。

她還提到二二八當天老師讓他們提早下課去搭火車，場面混亂，有人甚至爬上火車頂，於慌亂中被來去驅趕，終於在晚間九點回到龜山老家，若有差池，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這個經驗似乎也揭示著，每一個在時代裡的人都有可能「正巧」遇上劫難，而這些偶然性也正正形塑了時代的「必然」，人與時代往復交錯前進著。

曹賜讓留下來的文字、曹耀東先生與曹素雲女士的回憶，都是無比珍貴的時代記憶——當然我們也承認，記憶有錯置、模糊、尚須核對的可能性——例如曹素雲女士說十年前左右各手足皆拿到遺書影本；但曹耀東先生則說，在我們帶著書到訪之時，他才第一次看到弟弟寫的遺書……。縱然我們惋惜於曹賜讓「再也無法往下寫了」，但也無法保證接著寫下去還有什麼，歷史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七年前《遺書》甫出版時，小瑞寫到這是「一份艱困的歷史作業」；七年後我們有幸碰上回來找我們的記憶，也繼續這份未完的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