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增訂版)

推薦序  穿越迷霧之旅  唐香燕
新版序  開啟記憶的契機  黃長玲(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
舊版序  遲了六十年的遺書  黃長玲
兩代抗爭者    林傳凱

郭慶    林易澄
他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
後記／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正確
新版附記／時間刻度
二○二二年補記／重訪雲林  林傳凱

黃溫恭    羅毓嘉
老子就是臺灣黑五類
後記／記得那些空白之後我們繼續向前

劉耀廷    胡淑雯
妻子的漫長等待
女兒
後記／愛與意志

曾錦堂    林傳凱
迷霧中的四張容顏
後記／走向你的歧路

王文培    林傳凱
我能不留戀的走這要走的路
後記／十年一刻

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江炳興    楊美紅
泰源事件簡述
父親的手尾錢
在這之後
也是青春夢
我弟弟
曾經有位臺灣少年
後記／沉默裡

白色畫廊──一九五○年代的遺書群像    林傳凱
記憶的艱難    林傳凱
白色恐怖年代的審訊過程    林傳凱
延伸閱讀
檔案來源

新版序

開啟記憶的契機
黃長玲（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

　　二〇一五年初《無法送達的遺書》第一版出版後，我買了很多分送朋友。當時我擔任「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買這本書送朋友，一方面認為是職責所在，應該盡力宣傳自己組織的出版品，另一方面則確實想跟更多人分享這本書，彷彿記得這些人這些事，是我們為逝去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所遭受的傷痛，唯一能做的事。

　　那幾年，我常用這本書當小禮物。有時是與久未碰面的朋友見面時順道送出，有時是為了某個事情想對朋友表達一點微小的謝意，也有時是朋友送了點什麼給我，我就拿這書回贈，算是禮尚往來。林林總總大約送出幾十本。這些朋友，無論族群身分、黨派立場或是專業背景，沒有什麼特別相同之處。我送書的時候也沒什麼特別考慮，覺得可以送就送了，許多朋友既未參與社會運動，也並非學界中人。我私心認為這叫作擴大宣傳。然而，書陸續送出之後，讓我意外的是許多朋友或是來信或是來電，在道謝之餘提及他們的父母或是親族長輩在白色恐怖中的遭遇。

　　這些朋友的分享，在某個程度上，呈現了臺灣白色恐怖記憶的常見樣態。個人及家庭在白色恐怖中所遭受的傷痛，是既真實又私密的記憶。因政治而受苦的記憶，不只很難與外人分享，即使是夫妻、父母、子女之間也很難分享。記得的往往是父母長輩的某種樣貌，或是某種生活中的氛圍，而非事件的細節。許多人知道長輩曾經遭難，嚴重者身亡監禁，輕微者約談騷擾，但是多半不清楚細節。這些記憶的分享，說明了在沒有契機的情形下，人們不會輕易分享自身或家人在白色恐怖中的遭遇。於是我明白了一件事，我一直以為這本書的目的是讓人們記得，但也許它真正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契機，一個讓人們願意觸碰白色恐怖記憶的契機。

　　《無法送達的遺書》第一版出版時，學界對當時已公布的一百七十七位受難者的遺書還缺乏整體性的研究。第一版呈現了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九位受難者的故事，但是他們的遺書在七百四十七頁已經公布的遺書中，終究只占一小部分。這次的新版增加了林傳凱教授的兩篇作品，分別是關於王大銘、王文培父子的故事，以及逾三十封遺書的整體分析。

　　王大銘及王文培父子的故事，令人覺得傷痛之外，十分典型。兒子被槍決後，父親因知匪不報，也被判刑入獄，在獄中精神失常乃至過世。當年被槍決的受難者，其家人即使不像王大銘一般入獄，也都無可避免地帶著精神性的損傷。無論是在獄中或是獄外，獨裁體制對現實的扭曲，是可以將人逼瘋的。當年的受難者中，已經有人預見遺書可能不會被送至親人手中。來自廣東陸豐的黃賢忠，在遺書中提到：「如果您以為你們的政府，比專制腐敗的滿清較好一點的話，你應該替我投去。因為滿清政府還讓林覺民烈士等的絕筆書寄出去。難道你們連這點寬容的態度亦沒有嗎？」當時的獨裁政權確實連這點寬容也沒有。

　　在這次的新版中，具有整體分析意義的是〈白色畫廊──一九五〇年代的遺書群像〉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更為清楚地看到一九五〇年代許多受難者留下遺書時的樣貌。這群擁有相同政治信念的人並不覺得自己有罪，對於自己生命的意義多有思考，盼望著自由平等的到來，希望家人不要為他們的身後事費神，即使有著唯物主義的思維，也希冀自己的亡魂能護佑家人。 遺書內容既呈現了群像，也呈現了共相，那是曾經具備中共地下黨身分的受難者的共相。

　　二〇一五年迄今，有更多受難者的遺書被清查出來，根據檔案局在二〇二一年底提出的報告，留下遺書的人數已累計至二百零八人，總頁數也達九百零六頁。政府也在二〇一八年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促轉會運作的四年中，陸續撤銷近六千件政治案件的判決。撤銷的判決中，引起最多爭議的正是一九五〇年代，具備中共地下黨身分的政治受難者。促轉會在總結報告中，說明了撤銷判決的依據。促轉會的設立基礎是《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促轉條例），而促轉條例的核心意旨是「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促轉會對於威權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不法行為與結果，可以規劃與推動符合轉型正義的相關事宜，法定任務包括了平復司法不法與行政不法。也因此，政治案件中被促轉會認定是為了保衛獨裁政權而產生的判決，就是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判決。促轉會強調撤銷判決並非以現在的正義來清理過去的不正義，而是以過去的正義清理過去的不正義。關於過去的正義，促轉會的論證指出，中華民國在憲法制定前已經實施的刑法，蘊含了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至為相關的人權保障原則。該會也援引相關研究，說明行憲一年後就通過的臨時條款，是戰爭狀態下為了護憲而非毀憲所制定的規範。 《中華民國刑法》一九三五年制定施行，《中華民國憲法》一九四六年制定，一九四七年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九四八年通過，而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宣布臺灣進入戒嚴體制。就促轉會的論證而言，在臺灣民主化之前，中華民國的刑法和憲法的正常運作雖然短暫，但是其中所蘊涵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價值是重要的，而這些價值代表了當時已經存在的正義原則。這樣的論證，是否能說服臺灣社會，尚不可知，但是撤銷中共地下黨人的判決所引發的困惑與爭議，顯然跟國共內戰的遺緒至今仍牽動臺灣政治有關。

　　對於促轉會撤銷判決表達憂慮的人，認為當年這些具備中共地下黨身分的人都是「紅統」，他們的判決若被撤銷，形同提供了今天臺灣還可能存在的紅色統派正當性，直接威脅臺灣安全。對於促轉會撤銷判決語帶譏誚的人，則是認為政府自相矛盾，既然撤銷當年對中共地下黨人的判決，今天又為何要持續偵辦共諜。兩種觀點都將七十年前的歷史情境和今日臺灣的政治情境直接連結。然而，七十年前懷抱著社會主義的理想，參與組織，採取行動，追求一個良善國度的人們，七十年後對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會是何種情感與評價，我們其實無從知曉。我們唯一確知的是，這些遺書讓我們看到，七十年前他們之中很多人認為犧牲自己的生命能成就其他人的生命得以有自由與尊嚴。

　　遺書所開啟的記憶，終究是要與臺灣人的自我追尋有關。留下遺書的人，並非全然是臺灣子弟，留下遺書的臺灣子弟，也有許多在當時夢想著新的中國。然而，這些遺書得以重見天日，這些年輕生命終結前所展現的精神價值，得以跟這個社會分享，只能發生在民主化後的臺灣。不存在於現在的，就不存在於過去，歷史記憶與當代價值往往互為表裡。這些關於遺書的故事，既是開啟個人記憶的契機，也是形塑集體記憶的來源。無論當時受難者的國族認同為何，記得這許多年輕生命所懷抱的政治理想，也許就是要讓我們記得，即使國族認同持續困擾臺灣，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體制，這個容許公民用選票來「顛覆政府」的體制，多麼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