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擇雅／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導讀《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充電5分鐘-#每天閱讀幾分鐘-OKAPI閱讀生活誌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是一篇近四萬字長文。骨幹是1983年9月3日週六下午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的演講（不是網上誤傳的1984年9月1日），逐字稿經過余英時本人整理改寫，擴充三倍有餘，才改為現今篇名，演講原題「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則成了副標。《中國時報》在1984年元旦特刊一天刊完，造成台灣知識界轟動，時報文化出版才趕在三月推出單行本。以上是這本書的由來。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余英時經典作品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副標源起，是《中國時報》在1983年大張旗鼓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系列講座。本來規劃是二十四場，一週一場，時間從3月到8月，講者有王作榮、瞿海源、李亦園、高希均等專家學者，還有林洋港、吳延環等政治人物。講題倒不見得扣緊中國文化，例如省主席李登輝講田園之樂，台大教授賀德芬講著作權。余英時本來不在規劃裡，是後來加的，成為第二十五場，主辦單位才說他要講的是「總論」。要不然，他這「總論」跟之前講座內容是關係不大的。

不過，這篇長文在余英時作品中，卻相當奇特。首先，他一向志在研究，著作都是專題。不像他老師錢穆有一本《國史大綱》，另一位老師費正清除了是多卷本《劍橋中國史》的共同主編，晚年還寫過一本《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余英時本人對通史寫作是興趣缺缺的。

通史沒寫過，通論卻有多篇，原因是他成名甚早，不時受邀舉行公開演講。場合如果不是學術研討會，或聽眾根本不是學術中人，內容就只能是通論。例如《歷史與思想》書中的〈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還有《人文與民主》書中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都是這類。

歷史與思想(二版)

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但在他的所有通論之中，最重要絕對是這篇〈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光其出版史，就可看出重要性了。

在台灣的二手書店與圖書館中搜查本書，可看到不同年份的三種封面。可知它在問世後十年曾一再改版上市。後來絕版，純是出版社高層異動的關係。

但絕版並不代表此文停止流通。1987年聯經版《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還有2007年時報文化版《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皆以此文為首。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二版)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2007年版）

在對岸，此文除了收入廣西師範十卷本《余英時文集》，還有江蘇人民版《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廣電版《內在超越之路》、三聯版《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事實上，對岸許多學人回憶自己與余英時的第一次接觸，都是時報文化出版1984年單行本的影印本。早在1986年６月，上海《書林》雜誌就刊出葛兆光的閱讀心得。黃克劍評論則刊登在同年９月的北京《讀書》雜誌。

此文之所以重要，主要是主題本來就是余英時念茲在茲，可說是平生志趣所在。2013年完稿的〈中國軸心突破及其歷史進程〉（也就是《論天人之際》代序）中有交代，說他是高中最後一年讀到胡適給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寫的書評，然後找梁的原書來讀，雖然不是很懂，「但是我追求中西文化異同的強烈欲望卻是這樣被激發起來的，而且從此長在心頭，揮之不去。進入大學以後，我選擇了中國史為專業，因為希望從歷史上尋找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所在。」

2014年，他在唐獎受獎講詞又強調一遍：「我自始即最感興趣的問題是怎樣通過歷史來認識中西文化的異同。」而〈從價值系統〉一文主旨，不就是「通過歷史來認識中西文化的異同」？

志趣是十八、九歲油然而生，講詞則完成於五十三歲。這告訴我們兩件事：一是文章呈現的學問看似信手拈來，卻是三十幾年有目的、有計劃的累積。二是他沒做到充足準備，是不貿然出手的。更早之前，他並沒有類似主題的作品。

問題來了：完成此文，他又繼續著述三十幾年，學問繼續累積。那他看法有沒變呢？

看法沒變，只有講更細。例如他最後一本學術專題《論天人之際》，還有他討論中國科學何以落後的扛鼎之作〈環繞著「李約瑟問題」的幾個反思〉，都是從此文某一小節做考據細密的再發揮。

用字倒是有改一個。就是在2007年《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內在超越」一詞全改成「內向超越」。原因在陳致訪談的《我走過的路》還有李懷宇整理的《余英時談話錄》都有專節討論（請翻到二書「內向超越」那節）。余英時意思是說，文章被譯成外文，「內在超越」都被譯成「immanent transcendence」，而「immanent」是「實存於本體之內」的意思。他本人並沒有「體道」的神祕經驗，「道」是否實存，他既不知，也不想假設。未免混淆，他認為英文應該是「inward transcendence」，中文才據以改為「內向超越」。（我插一句：牟宗三及其後學應該是認定「道」是實存，所以完全不覺得「內在超越」有何問題。）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增訂新版)

余英時談話錄

雖然我知道余英時在2014年《論天人之際》第七章，連「外在超越」也全改成「外向超越」了，但這次並沒交代改變的原由。何況，在2016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幫他出的上下冊英文學術文集，卷首即2003年發表的〈Between Heaven and Earth〉，書裡還是用「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的直譯，前者是「inward transcendence」，後者是「external（沒改成outward） transcendence」，所以這次時報文化出版重出單行本的新版，我建議就依據2007年版本即可。

在余英時之前，當然已經有相當多學人針對中西文化異同發表過論述。事實上，50年代初一個對這題目有興趣的年輕人，大學念香港新亞真是念對了。錢穆寫完《國史大綱》（1940年），就緊接寫《中國文化史導論》（1948年）與《文化學大義》（1950年）。唐君毅則在1951年出版《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這些，都是前述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後，針對同一題目的重要著作。

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二版)

文化學大義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錢唐二人都主張中國文化是內傾或內向，西方文化則是外傾或外向。「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二詞，起源除了前述唐君毅一書，還有牟宗三1955年發表於香港《人生》的〈人文主義與宗教〉一文。牟宗三當年人在台灣，但《人生》是香港雜誌，正是新儒家大本營。

問題來了：既然「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不管用詞還是概念都不算余英時首創，那余英時的創見是什麼？

余英時雖是中國思想史家，此文創見卻主要是西方思想史的部分，而且還是一位專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才可能有的創見。此文指出：西方接受基督教原來不是歷史的偶然，科學革命不是，基督教與科學之間的緊張也不是，現代人的焦慮與疏離更不是。

就我個人來說，有些我從小就耳熟能詳的西哲名言，都要等讀過此文，才知其背後深意與弦外之音。一句是伏爾泰講的：「就算上帝不存在，也有必要被發明出來。」另一句是尼采講的：「上帝已死。」

這一切，只因余英時有指出一點別人（不管西方還是東方）從沒指出過的，即西方對自身的價值源頭覺得有必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中國卻不覺得需要。從這裡開始的一系列推論在此無法盡述，我只能給四個字的評價：妙不可言。

我還學到一點：一種概念是西方原生，並不代表它在西方的基礎就比較穩固。余英時給的例子是人權。「天賦人權」意即人權在西方是建立在上帝概念之上，那在達爾文演化論已被普遍接受的時代，人權是要怎麼高於鳥權、獸權？我是讀到這裡，才明白美國極右派反對演化論是在反對什麼。

我不再多寫。無論如何，就算有人對中國文化完全沒興趣，只對西方文化有興趣，這本書也是非常值得一讀的。